帝国“钱荒”:袁世凯一连串的救市妙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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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大清特色的资本主义,或许是世界上最为糟糕的一种资本主义。当没有规则的“市场”失灵、没有规则的“市长”缺位后,一场“钱荒”汹涌而来,信用的堤坝彻底崩溃,流动性泡沫纷纷破灭。一场大规模的“钱荒”,席卷了京津地区。 刚当上疆臣领袖的袁世凯该如何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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畸形的“手”
这场“钱荒”,直接起因是义和团-八国联军大动乱。
在这场动乱中,义和团、政府军、八国联军等多个武装集团,在京津地区进行了拉锯般的屠杀、破坏、劫掠。战后,仅八国联军所劫走的现银就高达1000余万两。火上浇油的是,为在动乱中自保,实力比较雄厚的外资银行和山西票号,收回了2000万两左右的放贷后,不再放出。动乱之外,外贸“出超”也是个重要的原因。
袁世凯在给中央的报告中,痛苦地表示:“天津为通商口岸,南北冲衢,向赖外埠商货辐辏,灌输出入流转,虽若贸易繁盛,而实非银钱积聚之区。其无形之中,早晚隐伏空虚之患”。在他执掌直隶的第一年(1902年),“中国盖进口货共值关平银80,181,683两,而出口货只值17,839,063两。”
银根如此之紧缩,政局阴晴不定,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终于起作用了。只不过,在这个畸形的局面下,市场那只手也是畸形的——“银钱帖”泛滥。
所谓“银钱帖”,类似如今的“本票”,一般由钱庄所发行。其中,以制钱为本位的,叫“钱帖”,以银为本位的,叫“银帖”。“银钱帖”的发行,远在宋代就开始了,首要目的当然是为了便于流通,解决银两、制钱等金属货币携带不便的问题,并在金属货币供给不足的时候,发挥“准货币”的功能。
大清特色的资本主义,或许是世界上最为糟糕的一种资本主义。战乱之下,本就羸弱的监管机制彻底失灵。“市场”的失控与“市长”的缺位相互激荡,一场“钱荒”便随着“兵荒”汹涌而来,信用的堤坝彻底崩溃,流动性泡沫纷纷破灭。
上海之鉴
在天津“贴水”风潮爆发之前的5年(1897年),上海也曾出现了同样的问题,并酿成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史称“贴票风潮”。
“贴票”与“贴水”,本质上都是银根紧缩、票据信用崩溃的产物。“贴票”,就是“贴钱兑换票据”,其操作流程与如今银行里的“贴现”正好相反——储户在钱庄用较小额存款,换取较大额存单,比如存90两,但钱庄开100两的存单,到期可兑换100两。这其实就是高息揽储,并且在存款户头开立的时候就先支付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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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这一“金融衍生产品”,原因也是“钱荒”,钱庄用这种超常规方式吸收存款。显然,这种“击鼓传花”的游戏,其成功关键在于能“传”下去,钱庄才能将高成本吸纳的存款,以更高的利率放贷出去,并能安全收回。
最初的下家形成了相当不错的市场链。大量的鸦片商人通过“贴票”获得短期贷款,而经营鸦片的暴利,使他们足以承受高额的贷款利息。还有一种优质客户,就是上海一种新兴的赌博——“合会”。
袁世凯救市
在多方因素的推动下,尤其是政府监管的缺位下,天津钱庄滥发“银钱帖”已经成为经济毒瘤。
袁世凯在1903年5月1日给中央的紧急报告中,描述道:“承平时,(天津)业钱行者仅百余家,自经庚子之变,地面久未归还,官吏无从过问。于是奸商恃无限制,乘便逐利,作伪售欺,一时钱业骤增,几及三百家之多。”国难当头,本就形同虚设的监管更是无影无踪,终于令天津也成了“冒险家的乐园”,“奸商”们迎来了他们的黄金时代。
当时的天津,已经到了只要是个公司,就能出具“钱银贴”的地步,“金融”成为全社会门槛最低的产业。在正规钱庄发行的票据急剧增多的同时,“有若许小钱铺皆开钱票,过于原本”,更有人“冒充银号开写银元票,乘隙荒闭,各商吃亏甚巨”。货币信用体系彻底糜烂,终于成为袁世凯所痛斥的“买空卖空之市面”。
商人“出血”
光绪皇帝没有任何表态,只是将户部的报告批转袁世凯,而这就是表态:别指望中央了。
新式铸币机大批量生产出来的铜元,因为有着高达63%以上的铸币利润,而成为财政的新的增长点,全国各地方政府都纷纷上马铸币项目,终于达到了16亿枚的年产能,4亿中国人人均40枚。连老外们都惊叹:“中国人要举其所食五谷,倾其所穿衣物,尽其所居房舍乃至所生子女,都拿来换铜以赶制货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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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袁世凯的直隶银元局,从1902年到1907年的4年多时间内,铸造的各种铜元,足足有6亿8000万枚;而梁启超统计,1904~1908年,全国共铸造了124亿2667万枚铜元。铜元不久后就开始大幅贬值,最高跌幅达到了80%,再度引发物价飞涨,受害最深的就是使用铜元为主的草根阶层。
从“钱荒”到“钱涝”,无论是“市场”还是“市长”,最为缺乏的都是“技术”层面的规则建设。但是,当一些人还在努力修补着这艘破旧航船时,另一些人已经不耐烦了,他们要在茫茫大海上破釜沉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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