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做官可以光宗耀祖 古人为什么还要选择求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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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古代当官很感兴趣的小伙伴们,小编带来详细的文章供大家参考。古代当官可以说是光宗耀祖,为什么有的人反而一心求退?
考取功名,然后当官是古代读书人的最大愿望,但是也有不分官员,在任上干了一段时间后,反而一心求退。俗语日:在其位,谋其政。但也有的官员由于个人能力有限,或职非其能等原因,意识到自己在其位而不能谋其政。这种情况下,部分较有责任心的官员会选择及时致仕,以免尸位素餐、阻碍贤人进取之道。
一、官员不胜其职而求退。
武则天朝武将陈令英为幽州都督时,可能因为个人能力有限,据其自述,在任时“无田畴乡导之策,又乏杜预度支之才,空竭疲驽,昼夜不息,以勤补拙,首尾三年,弥缝阙漏,幸无愆乏”,有疲于应付、勉强胜任之感。在担任清边军副大总管抵御契丹入侵的过程中,未立大功而受到恩赐,“窃功谬赏,有忝朝章”,因而引咎自责,主动求退,请“贬归私第”。
虽然其《请免官表》中所述可能有过于自谦的成分,但基本上都有具体事实为依据,其情形当属不胜其职而自请致仕。宪宗朝李都,历任京兆尹、凤翔尹、淮南节度使,为一方大员,为官刚正严直,颇有政绩。被监军吐突承璀推荐入朝为相后,“不喜由宦幸进”,为此感到耻辱。
同时他“出入显重,素不以公辅自许,年侵势过,颇安外镇”,安于在地方为官,无意入朝拜相。在离开扬州接受属下饯行时,“闻乐而泣下日:‘宰相之任,非吾所长也。’可见其非常知道自己为官的优劣短长。因此到长安后,即“辞疾归第。既未朝谒,亦不领政事”,最终以太子少傅致仕。这又是自度不胜其职而请退之例。
昭宗朝右散骑常侍郑綮,性“好诙谐,多为歇后诗,讥嘲时事”。在任虽屡次上章论列朝政之阙,但自认为无宰相之才。在得知昭宗有意任其为宰相后,还语带幽默地说:“万一如此,笑杀他人。”宰相任命的制书下达,郑綮“搔首言日:‘歇后郑五作宰相,时事可知矣。’累表逊让不获”,乃就职。但考虑到自己能力有限,非宰辅之才,朝廷舆论亦不利于己,“终以物望非宜,自求引退。三月余,移疾乞骸,以太子少保致仕”。山在唐末乱世背景下,郑綮虽诙谐处世,但不失一份清醒。
二、仕途失意
属于这种情形的官员有5例。高祖朝官员李纲,受皇帝高度信任,“高祖以纲隋代名臣,甚加优礼,每手敕未尝称名,其见重如此”。皇帝因此任命其为礼部尚书兼太子詹事,以辅佐、规劝太子李建成,使其更好地成长为一个合格的政治接班人。而对于李纲的到来,“建成初甚礼”,“后渐狎无行之徒,有猜忌之谋,不可谏止”,李纲对于太子非常失望,于是向皇帝主动乞骸骨,并表明其心迹。“以愚臣事太子,所怀鄙见,复不采纳,既无补益,所以请退”,但未得皇帝允许。于是李纲继续履行职责,对太子的不当行为上书劝谏,“建成览书不怿,而所为如故”。
对于太子的不可理喻,李纲感到失望又无可奈何,“道既不行,郁郁不得志”,于是再次托以年老,请求致仕,仍未得允,但解除了太子詹事的职位。从李纲仕途失意而屡请致仕的背后,我们可以发掘出一些政治现象,即太子李建成与秦王李世民在政治上的分野。在一同协助李渊打天下的过程中,两人的矛盾可能已有所显现。作为父亲的李渊对此亦有所察觉,于是很有可能派遣为人正直的李纲去辅佐太子,协调其与秦王间的关系,以免两人矛盾越来越大。
而李纲对太子防备、敌视秦王行为的规劝未能起到化解矛盾的作用,自己亦身心俱疲,于是屡请致仕。李渊也意识到太子、秦王的矛盾无法一时和解,于是将李纲调离东宫。李纲仕途上的失意,反映的正是唐初统治集团内部暗中增长而无可调和的矛盾与分歧,是玄武门之变的前奏。另外,《旧唐书》中李建成亲昵小人、饮酒无节的记载,可能是史官编纂实录时希太宗之意加上的,以丑化李建成,加强太宗政变的合理性,后被《旧唐书》的编纂者加以沿用。
则天朝中书令王及善,“虽无学术,在官每以清正见知,临事难夺,有大臣之节”。则天晚年,二张尤其侍宠跋扈,“每内宴,皆无人臣之礼”。王及善“数奏抑之,则天不悦”,于是“及善因病请假月余,则天都不问之”。可见晚年的武则天确实有些耽于游宴、无心政事。王及善对此非常寒心,亦看透了则天对己的态度,叹日:“岂有中书令而天子得一日不见乎?事可知矣。”在仕途失意的情形下,王及善“上疏乞骸骨”,但“三上不许”,一个月后在疾病和抑郁的打击下而终。
肃、代、德朝官员穆宁,为人“清慎刚正”,“以气节自任”,但其仕途却颇为坎坷。为鄂州刺史期间,因杖下属致死,“坐贬虔州司马,重贬昭州平集尉”。任和州刺史官罢后,被诬在任期间“逋亡多,坐贬泉州司户”。任右谕德时,因“强毅不能事权贵,执政者以为不附己,且惮其难制,故处之散位”。
屡次的仕途受挫,让穆宁“默默不得志”,认为“时不我容,我不时徇,则非吾之进也,在于退乎!”于是“辞病居家,请告几十旬者数矣”。后虽不得已起复,仍然意在求退,于是“就拜秘书监致仕”。从穆宁的经历可以看出安史之乱后,国家纲纪大乱、权臣宦官当道的背景,部分正直的官员士大夫仕途失意、出不如处的政治现象。
藩镇问题是唐朝后期常见的一种政治现象。在自己的地盘上,节度使或者毫无顾忌地割据与跋扈,“文武将吏,擅自署置,贡赋不入于朝廷”,“喜则连横而叛上,怒则以力而相并”。或者对朝廷阳奉阴违,表面上尊奉中央,实则私下扩充自己势力,“虽称藩臣,实非王臣也”。一般情况下,叛乱型藩镇基本上不存在仕途失意的情形,更不会主动请求致仕。但也有特殊情形,一旦他们脱离了自己的政治根基,进入朝廷,就无法作威作福;加之皇帝有意削藩,节度使主动归顺,虽躲过了军事打击,但有时仍无法规避朝廷赋予的政治打击,这种情况下,藩镇入朝后的挫折与坎坷就在所难免了。
宪宗朝即有这么两位仕途失意而致仕的藩镇。德宗朝夏绥银宥节度使韩全义,曾经外挫朝廷削藩大军士气、内结宦官以掩其劣迹,且班师回京后不谒见皇帝,“议者以隳败法制,从古己还,未如贞元之甚。宪宗在藩,常恶其事。及即位,全义惧,求入觐”。宪宗虽同意了其请求,允其归顺,但“不复用”。韩全义之子为讨好皇帝,“献女乐八人。帝不纳,日:‘我方以俭治天下,恶用是为。’”对其态度非常冷淡;宰相“杜黄裳以全义出征无功,骄蹇不逊,直令致仕”,这实际上也代表了宪宗的想法。
另外,韩全义离开夏州时“以其甥杨惠琳知夏绥留后”,这时亦被朝廷诛灭。眼见在朝四面碰壁,里外无援,韩全义可谓郁郁不得志。归顺中央仅三个月,威风不再的他就匆匆忙忙以太子少保致仕,结束了入朝后短暂的政治生命。另一位藩镇官员于螟,在担任山南西道节度使时,趁着朝廷讨伐淮西吴少诚而极力扩充地盘和势力,并“公然聚敛,恣意虐杀,专以凌上威下为务”,其恶名亦为宪宗所知。“宪宗即位,威肃四方,由其稍戒惧”,于是自请归朝。
入朝后的于螟,虽然有意讨好皇帝,但受到冷遇。朝廷派军再次讨伐淮西时,于螟为向皇帝表忠心,“献家财以助国,帝却之”,并不接受他的殷勤。宪宗曾公开对群臣说:“于由其大是奸臣,劝朕峻刑”,“此欲使朕失人心耳”。另一方面,于由页依然行为不谨,治家不严,宪宗对其愈发不满,于是借着其家人的不法行为对其进行打击。
先是因其子杀人,将于螟“贬为恩王傅”;又因其子“居丧荒宴,削金紫光禄大夫”。眼见自己在朝廷不受皇帝待见,于崾颇感心灰意冷,在宪宗的讽令之下,主动上表请求致仕。“宰司将以太子少保官之,帝改署宾客”,以本官致仕,这又是一个不大不小的打击。最终于螟“郁郁不得意卒”。两位藩镇因仕途失意而请致仕,体现了政治斗争无情与残酷的一面,但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宪宗朝皇权重振、朝廷削藩得力的政治背景。
三、总结
与对政治不满的官员相似,仕途失意的官员,其客观环境亦是身处的政治形势于己不利,或与先前期许的有较大差距,主观上因感到失望、无助,而非愤懑与不满,遂以致仕的形式寻求解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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