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两百多年时间真的没有修长城吗 为什么说修了也没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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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不知道:清朝不修长城的读者,下面小编就为大家带来详细介绍,接着往下看吧~
长城修筑的历史可上溯到西周时期,发生在首都镐京(今陕西西安)的著名的典故“烽火戏诸侯”就源于此。春秋战国时期列国争霸,互相防守,长城修筑进入第一个高潮,但此时修筑的长度都比较短。秦灭六国统一天下后,秦始皇连接和修缮战国长城,始有万里长城之称。
长城资源主要分布在河北、北京、天津、山西、陕西、甘肃、内蒙古、黑龙江、吉林、辽宁、山东、河南、青海、宁夏、新疆等15个省区市。其中,河北省境内长度2000多千米,陕西省境内长度1838千米。多数历史记载:明朝是最后一个大修长城的朝代,并且,今天人们所看到的长城多是此时修筑。
那么,事实真是这样吗?
话说,清朝用来统一地方各藩部的手段,主要是:以德为首、恩威并加。
相对明朝来说,清朝的疆图进一步扩张,使得清朝的版图不仅囊括了北方草原地带,还西至西域,吐蕃,南至台湾。而清朝边疆的扩张,却成就了如今新中国的版图。到了乾隆时期,清朝已经实现了大一统,而明朝时“九边边镇时时边警”的局面早已烟消云散了。
正因如此,当众人提及清朝边疆政策时,多数人持有清朝不修长城的观点。因为长期以来,长城都被作为对游牧民族进行防御的工事。但是,在诸多史料记载中,我们还是发现了清朝维修长城的证据。清朝没有大规模的修筑长城,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明朝已经大兴土木,修了长城。
并且,长城的全部崩塌也不会发生在一夕之间 ,所以,清朝也无需对长城大肆翻修。
但是,清朝期间,对长城的维修被证实是存在的,甚至,在某些时期还进行了新修。
在古时候,长城有许多称谓,比如:边墙和塞垣,而明朝主要叫边墙。至于长城的称谓来源,则是很早的时候,就诞生了。但是,明朝君臣却对本朝修长城一事十分忌讳,这原因则可以从秦始皇大兴土木,致使民不聊生的前车之鉴中,可见一斑。
然而,明朝的统治者并不愿意重蹈覆辙引起民愤,更有明清时百姓们耳熟能详的故事:孟姜女哭长城。而此前,就已有据此改编的戏曲,话本,不禁让明朝统治者更加为之忌惮。
到了清朝,皇帝更加忌讳将修长城一事公之于众:
从一方面来说,清朝皇帝不断强调明朝修长城,是搜刮民脂民膏,耗费百姓劳动成果的无用之举,是明朝君臣“视野短促”的表现(无德);
而另一方面,清朝皇帝则是反复宣扬自己不修长城,反而把藩部作为屏藩的政策,更夸赞自己治理边疆的成就,不但远超明朝,甚至,可与汉唐比肩。
例如:康熙三十年,康熙巡幸塞外,他提及:“昔秦兴土石之工修筑长城,我朝施恩于喀尔喀,使之防备朔方,较长城更为坚固也。”康熙的这段话,显然并没有夸大,漠北蒙古归附清朝一事,正彰显了康熙的“德”。然而,令人疑虑的是,仅仅依靠“德”,恐怕还远远不能够制服所有的藩部。
所以,有学者持有“清朝对边疆地区控制的程度如何,归根结底取决于国家的政治与经济力量”的观点。的确如此,没有强盛的国力和强悍的军事力量,仅仅靠德来完成统一,难度很大。所以,以德为主、恩威并施,才是清朝治边的主要特征。
具体来说,就是“顺者以德服,逆者以兵临”。
一方面通过联姻、年班、封赏等方式,拉拢疆域外主动归附的部落,从而,确立其对清朝的臣属关系。如顺治帝曾言:“我国家世世为天子,尔等亦世世为王,享富贵于无穷,垂芳名于不朽,岂不休乎。”
另一方面,清朝对与清朝为敌的疆外部落给予了强硬打击,组织八旗、蒙古、绿营联军作为维护清廷绝对威信的一把利刃。又如乾隆帝所言:“夫天朝之于外番,恭顺则抚恤之,鸱张则讨灭之。”
在藩部全部归附前的清朝,皇帝也已发觉仅靠“德”,根本无法完成统一,甚至,无法使直省地区摆脱藩部的侵扰。若不是清朝统治者果断地对藩部侵扰直省的行为,严加惩治,那就只能采取相对保守的策略,将自己置于守势,更加被动。
康熙三十六年,青海蒙古臣服,而在此之前,青海蒙古对清朝的甘肃地区态度,其实,并不友善。顺治朝时,清朝西北边境头号心头大患,不是明朝的瓦剌,也不是清朝的漠西蒙古,恰恰是位于青海地区的蒙古诸部。
清初,甘肃地区接连不断地受到青海蒙古的侵犯。彼时,甘肃地区的稳定程度论起来,甚至,不如明末。例如:顺治十三年,清朝对厄鲁特部落的巴图鲁台吉、土谢图巴图鲁戴青等人传令,提及:“乃数年来,尔等频犯内地,劫夺马牛,拒敌官兵,率领番夷,威胁抢掠督抚按屡经奏报,即行遣官晓谕,尔终不悛。”
另外,比如:三藩之乱、王辅臣之乱时,青海蒙古“边前犯洪崖堡,今又乘我兵进剿河东,乃拆毁关隘,袭执官吏,与官兵会战,永固城副将陈达战殁……”可以证实,甘肃地区确已成为清朝边患时时作痛的“痛处”。正因如此,清朝不得不继续使用和维修明长城,来进行对青海蒙古的防御。
康熙五年,“青海各部蠭屯祁连山,纵牧内地大草滩,声言将入宼河州、临洮、巩昌、西宁、凉州诸地,提督张勇请自扁都口西水关至嘉峪关筑边墙,以限内外。”这段长城在甘肃西南方向,而明代甘肃长城主要在东北方向。
到了雍正年间,青海地区发生了罗卜藏丹津之乱。这个人是固始汗的后裔,他一直都想效仿其祖父固始汗,坐上青海蒙古和西藏联合首领的交椅。奈何当时青海蒙古已经归顺清朝,更何况,当权者也不想让他坐上青海蒙古的头把交椅。
从此,在青海蒙古一手遮天,无人辖制。
所以,罗卜藏丹津便咬着牙狠下心来决定与清朝彻底闹掰,“诱众犯边”,主动攻打了甘肃的西宁等地。但是,罗卜藏丹津的威望,并不足以号召青海蒙古诸部落,所以,到了最后,他被清朝打败,一路落荒而逃,直到漠西蒙古。
清朝此役虽说是获胜,但是,也已经对青海蒙古攻打甘肃边线的战略原因了然于心。而当务之急,便是若再不积极建筑防御工事,就难以保证下次再出现战乱时,敌人对甘肃地区的再度打击不会造成动乱。经由此事,大将军年羹尧请求在西宁的北川——边疆外上下白塔的地方,从巴尔托海到扁都口周边地方修补乃至新修边墙、构筑城堡。
后来,雍正帝批准了年羹尧的提议。
而“创修”两个字,证明了那时的清朝,不仅维修边防城墙,也会根据局势重新修建城墙。修建长城(边墙)不仅起到了隔绝作用——藩部和直省地区,并且,兼备军事作用——战时防御。
意图威胁甘肃的不仅仅是青海蒙古,漠西蒙古的野心,也已按耐不住。
趁着三藩之乱清朝捉襟见肘,难以顾及之际,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完成了对漠西蒙古内部的统一,并且,征服了周边哈密等地。一时间,漠西蒙古在噶尔丹治下已然已成气候,开始具备了明朝瓦剌的气势。
这时,因为哈密和甘肃的距离较近,再加上漠西蒙古部众被击败后,也已经逐渐迁徙到甘肃沿边地区,如现在的阿拉善地区,导致清朝不得不去接济救助这些背井离乡,正处于危难之中的部落。一时间,甘肃地区不仅要抵御青海蒙古的侵犯,还要管理阿拉善地区的蒙古部落预防其生乱,加之漠西蒙古军队东侵哈密并试图继续东进。所以,康熙帝不免感受到巨大的压力。
当时,虽然表面上漠西蒙古跟清朝呈和平态势,但是,康熙知道,噶尔丹领导下的漠西蒙古继续强大下去,极有可能发展成清朝的威胁。到了康熙十六年,甘肃提督张勇就上书:“臣等窃思噶尔丹乃北厄鲁特之酋长,兵马众多,如果兴兵,即内地亦宜严饬守汛官兵防护。”
在《秦边纪略》中,噶尔丹被比作西汉匈奴冒顿单于这样的枭雄,并记载了噶尔丹逐步统一西域诸部落的事迹,“控弦之士数十万,错杂塞下之夷,率皆顿首称臣,望风从命,呜呼可惧也已!夫远有冒顿之祸,近有门庭之寇,苟任捍御者狃于无事,不免棘门、灞上之不戒,则西陲之忧曷有已哉。”
然而,康熙帝并不是没有感受到来自噶尔丹的强大威胁,而是他必须先全力平定三藩之乱。康熙二十年,云南昆明在清朝官兵的围攻下,终于被攻克,三藩之乱基本结束。这时,康熙帝才松了一口气,转而注意清朝的北部边疆。彼时,噶尔丹自从统一漠西蒙古后,也逐渐对更广阔的东方土地垂涎欲滴。
这两个强大的政权默默注视着彼此,蓄势待发。噶尔丹不满足于区区漠西蒙古首领之位,于是,在康熙二十七年,趁漠北蒙古内乱,他悍然出兵,侵犯东方边界,占据了漠北蒙古,一手促成了漠北蒙古的混乱局面。当时,中俄正协同分界事宜,但是,中国使臣却无法通过漠北蒙古出境,所以,最终不得已而为之,尼布楚被定为了谈判地点。
说来,这《尼布楚条约》之称的来源,也十分有趣。噶尔丹东侵,不仅占据了漠北蒙古,扩大了领地,还迫使清朝在与俄国的谈判中落入被动。
于是,清朝在条约中不得以对俄国稍作退让。
然而,在《尼布楚条约》签订后,清朝得以空出双手专心对付噶尔丹。
而此时的俄国,囿于自身利益也不敢贸然支持噶尔丹,否则,谈判所得成果将会悉数作废。康熙二十九年,漠南蒙古被入侵,噶尔丹大军可直达漠南蒙古的乌兰布统,距北京仅仅四五百里,对清朝已经是如芒在背,如鲠在喉。彼时,康熙帝也难以忍受——“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于是,打算御驾亲征。
后来,清朝大炮冲开了噶尔丹的驼阵,他在乌兰布统被击败,狼狈逃走。但是,此后几年依旧在清朝北部边疆活跃,成为清朝统治者的心头大患,对漠北蒙古和甘肃地区造成了严重的威胁。因而,康熙三十三年,朝廷议定大规模维修陕甘地区边墙。
当年,川陕总督佛伦接旨巡检查验陕西三边的边墙,便向康熙反映了边墙现状,以及呈上了修建计划:
“臣奉旨查阅三边,查陕西自肃镇嘉峪关北边,以至宁夏贺兰山起处,俱系土筑边墙;自贺兰山之胜金关起,至贺兰山尽之平罗营,原无边墙,以山为界……三边墙垣,历年久远,坍坏已多,若不亟为修理,必致倒废。但三边遥远,不能克期修理,勒限完工,请于明年渐次修补……从之。”
在那时,清朝维修陕西三边边墙,正是为了抵御噶尔丹的侵伐。直到康熙三十六年,噶尔丹病死,战争才暂时落幕。
雍正帝继位后,清朝的西北边患依旧,他秉承父亲统一的遗志,决定西征漠西蒙古,将军队一分为二,分别分为北、西两路大军。而这时的漠西蒙古,军事力量强悍,人心看齐,可谓是团结勇武。雍正九年四月,傅尔丹率领北路军精锐,在和通淖尔对漠西蒙古的计谋失察,深陷敌军包围。
之后,傅尔丹虽带领小部分剩余力量拼死血战、冲出重围,回到了科布多,损失不可谓不惨重,“得还科布多者二千人”。但是,雍正帝在发布西征诏谕时,可谓是运筹帷幄,稳操胜券,甚至,有一举覆灭的气概和信心。然而,当得知清朝北路军满蒙铁骑精锐惨败而归时,他的内心无疑是十分沮丧的。
因为,西路军远隔天边,且主要是绿营兵,从距离和实力上都难以依靠。而京畿之地和北方驻防的八旗精锐,也在这场战役中伤筋动骨。康熙时,在击败噶尔丹时,曾建功的山西右卫八旗,在和通淖尔之战时,“右卫驻防官兵阵亡566名,厮役阵亡526名,合计千人以上”。
所以,相比之前的意气风发,胸有成竹,雍正帝此时已经感到下不来台,甚至,产生了些许心慌。
为了预防漠西蒙古南下,对漠西蒙古,以及中原地区进军。雍正九年十月,雍正帝下令加强古北口、大同等地的防御,并提及:“至于边墙,年久倒塌而地当紧要者,亦应酌量修筑,以肃边境。着御史舒喜,天津总兵官补熙前往,会同古北口提督路振扬亲往踏勘。”
从当时的局势,可以知晓,修筑边墙一事显然是为了应对来自漠西蒙古的威胁。从《清史稿》中,也可以发现:“雍正九年,令直隶疆臣修治边墙,其古北、宣化、大同三处,咸募兵增防。自独石口以西,至杀虎口一带要隘,亦酌增弁兵”的评价。
其中“增防”一词,清晰地证实了当时的朝廷对准噶尔来说,在战略上处于被动的守势地位,而修边墙的目的,也是为了防御。更甚者,清朝还在长城沿线设防,增用墩兵以瞭望漠西蒙古动态,随时防御。实证就是乾隆十二年时,山西巡抚请求:“晋省墩兵从前因边方紧要,每墩设兵一二名,今各墩在腹里,自应因地制宜,酌量彻留,除楼子营所管石城等墩台一十六座,俱设在边墙或与边垣附近……”
由此可见,清朝不仅利用边墙这一工事抵御外敌,还参照明朝,设立墩兵,起到警戒作用。
总之,一方面我们应该肯定清朝对于统一边疆地区取得的丰功伟绩。但是,同时也要知晓,清朝的统一之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一旦藩部地区有异心,清朝也不得不学习明朝,通过维修边墙来抵御外敌。而清朝统治者,对于自己修边墙来保卫中原正统王朝的行为,始终羞于出口,更不愿意大肆宣扬。
参考资料:
【《秦边纪略》、《清史稿》、《亲征平定朔漠方略》、《中国经营西域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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