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那点能耐如果用到正道上，不至于落到这个名声

若是聪明用到正道上，王明也是满有才气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版《婚姻法》便是出自他的手笔。

强闯三原封锁线——王明轶事

大约因为耳熟能详，有些历史人物，只要一听到他的名字，其形象便已经清晰地反映出来，这或许也可以算某种思维定式。比如王明便是如此。

王明，本名陈绍禹，安徽六安人，曾依靠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支持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夺权，控制临时中央，压制“山沟沟里的马列主义”。后到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在抗战期间回国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建国后于1955年以养病名义前往苏联，1974年病逝于莫斯科。

听到他的名字，人们多半会立刻想到他曾经代表的极左路线和一系列疯狂极端的迫害。

如果对他有更多了解的，可能还会想到此人为了获得权力，在莫斯科对米夫的谄媚和构陷制造“江浙同乡会”冤案的经过——这个冤案中的受害者包括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后来的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甚至包括当时还是共产党员的蒋经国。

这些印象都和事实相距不远，所以对王明其人普遍缺乏好感也是正常现象。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在读史的时候也会读出一些意外的内容来——

比如，若是聪明用到正道上，王明也是满有才气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版《婚姻法》便是出自他的手笔。

比如，王明的太太孟庆树很漂亮，同时还是一个颇有资历的“老”革命，出身于中央军校武汉分校女生队，是赵一曼的同学，可惜跟了王明，最终也只得终老莫斯科。

比如，王明在日本作家波多野乾一所著《赤色支那之究明——延安水浒传》一书中，将中共的高层人物用水泊梁山一百零八将来描述，王明被编为“入云龙公孙胜陈绍禹”，地位正经不低。

比如，红军长征到达陕北，苏联找来王明问红军还有多少兵力，这位一向不切实际的老兄，凭着估计轻飘飘就来了一句“四十万”……

在八十年代出版的《文史资料》中，原中央警卫队(中央警卫团前身)杨凯提供，由刘永洛、王义权整理的回忆录《革命斗争片断》中提到，中央警卫队1939年护送林伯渠、董必武等从延安去西安时，路遇国民党方面设置的封锁线，曾发生了一段鲜为人知的险情，主角，便是王明。

当时国共合作蜜月期已过，双方矛盾频出，国民党方面在陕甘宁边区周围的封锁线经常刁难经过的人员，并有很多特务活动。

不过这次延安去西安的车队共有三辆车，人员较多且都有护照，并身穿八路军制服，又有社会部陈岗和周恩来的警卫参谋龙飞虎护送，两人与国民党方面打交道很有经验，按说是不应该有什么麻烦的。

一路经过洛川等地的确顺利，到了三原却发生了问题。

这件事应该算是国民党后来失败的一个缩影。当时，八路军这三辆车都经过了检查没有问题，但国民党的人员却突然提出搭车去西安，结果被陈岗等人拒绝了。

国民党检查站上的人员对维护党国安全并不热心，但因为这点儿“行方便”的私事没有被满足，便忽然认真起来，又进行第二次检查，把包括各首长的箱子都打开了严查。结果，真的发现了一支没有登记的手枪，便借题发挥起来，怎么说也不放行，一直闹了两个小时。

这支枪，便是王明的。

结果，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杨凯回忆王明得到报告后，是这样处理的——

王明下车后很严肃地说：“这支枪是我的，我在蒋委员长跟前就背这支枪!”一提到蒋委员长，敌人啪地来了个立正。

又是一句：“我在蒋委员长跟前就背这支枪。”啪!又是一个立正，一连讲了三四遍，检查人员连续立正了三四次。

王明接着说：“这个车子是我的，我的车子谁都不能坐。”检查人员问：“你是参议员吗?”“是的!我是参议员，这里没有我的发言权，到那里我自然有。”随即喊了声“开车!”当天下午四五点钟，我们顺利地到达了目的地。

读到此处忍不住慨叹——这王明不愧是整人的专家，若是这份能耐都放在对付外人身上，何至于有今天的这个名声呢?

其实王明在对日作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面还是做了些工作的，可惜即便是这方面，王明给抗联下达的那封不切实际的《六三指示信》害死多少人都没法统计。瑕不掩瑜，瑜也不能掩瑕。

1974年，王明死去，死前还曾经向苏联建议支持自己去新疆割据。可惜苏联方面还比较理智，没有跟着他不切实际的思路走，没有理睬。

王明死后葬在斯科郊外列宁山下的新圣母公墓，这里还安葬着果戈里、屠格涅夫、布尔加宁、赫鲁晓夫等俄国和苏联历史上的名人，可谓级别够高，可惜，王明的墓地殊少凭吊者的光顾。

种什么样的因，收什么样的果，王明对此也应该是有思想准备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