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仁静:爱国书呆子的觉醒

1987年8月5日5时20分左右，北京一个普通的盛夏清晨，微风习习，树枝轻摇。一位个子不高、白发稀疏的老人，手里拿着一柄长剑，从新街口外大街的一幢楼里走了出来。他要去马路对面的北京师范大学晨练。横穿马路时，一辆22路公共汽车飞快驶来，老人还没来得及反应，就被车撞倒了，送到医院后心脏已经停止了跳动。、

老人的身份很快得到了确认，司机做梦也没想到，这位老人就是最后一位健在的“一大”代表——刘仁静。

刘仁静生于1902，祖上是开杂货店的，父亲考中秀才后在家里开私塾谋生，母亲是位温顺的家庭主妇。刘仁静在家里是长子，父亲就把自己没有完成的科举志愿寄托给了儿子。刘仁静3岁开始识字，10岁那年就充当了“枪手”替别人考试。

小学毕业后，刘仁静考入了英国教会办的一所远近闻名的语言学校，因为家庭无力支付昂贵的学费，两年后转入武昌中华大学附中就读三年级，武昌中华大学在当时是比较开放的学校，学生在完成规定的课程之外，允许学生有自由研究的空间和接触社会的机会。该校涌现了一批后来十分有名的政治家，如：恽代英、林育南。刘仁静利用自由时间，阅读了一些当时比较进步的刊物，如《新青年》、《甲寅》、《学生杂志》、《科学》等。刘仁静自觉不自觉地受到新思想的影响，很快便成了《新青年》刊物最忠实的读者。

16岁那年，刘仁静考入北大物理系。本想当个中学物理老师，但因受新思潮影响，转入了哲学系，因为博览马列群书，深得陈独秀、李大钊器重。但是贫寒的家庭无力支付高额的学费，为了能继续学业，当时北大的教授胡适、李大钊都给他写过拖欠学费的保单。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内还保存着李大钊亲笔写的一张字条：“刘仁静同学学费先由我垫。李大钊。”

就在刘仁静进入北大的第二年，“五四”运动爆发。在北大的一次学生集会中，学生领袖罗家纶正在发表后来被称为“五四宣言”的演讲，刘仁静怀揣着一把尖刀悄悄地挤进会场。只见他拔刀猛地刺向腹部，被身边同学急忙夺下，“当时父亲试图效仿谭嗣同以热血唤起民众觉醒。”儿子刘威立这样解释父亲的举动。

刘仁静旋即成为学校的风云人物。他不知疲倦地到处奔走，发表演讲，涌进了“五四”运动的最显眼的舞台。当他们来到赵家楼胡同时，曹汝霖家大门紧闭，愤怒的学生砸碎曹家的玻璃，刘仁静则借助同学的肩背爬进曹宅。门打开后，学生冲进曹宅，痛打章宗祥，火烧赵家楼。在此后的历次行动中，刘仁静都冲在前面。

1919年6月3日，刘仁静在街头演讲时，被警方逮捕。17岁的他面对铁窗生活毫不畏惧，李大钊夸他：“小小年纪肯奋斗。”对于这段历史，儿子刘威立曾评价说：由于一时找不到其他斗争方式，而依旧选择坐牢抗议来表示“我以我血荐轩辕”的爱国热诚。

“北大一杰”舌战理论家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刘仁静出席了“一大”会议。之所以推送刘仁静参加，是因为当时他已经在革命阵营中小有名气。据有关资料介绍：“一大”前，张国焘、邓中夏、刘仁静就被称为“北大三杰”，是党最早的杰出人物。

在“一大”会场，只有19岁的刘仁静初生牛犊不怕虎，与李汉俊发生了争辩。李汉俊比刘仁静大12岁，是当时全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会场上二人唇枪舌剑，互不相让，而且整段整段地引用马克思主义原著，让与会人员瞠目结舌。或许这样的情节仍显乏味，但刘仁静随后的举动却让人忍俊不禁又颇多回味。

会议转移到嘉兴南湖后，代表们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中央机构领导人，刘仁静投了李汉俊一票，李汉俊也仅仅取得这一票。当唱票的董必武惊诧地问：“谁投了李汉俊一票?”刘仁静爽快地答：“是我!”事后有人评价刘仁静：“个性执拗，对信服的理论知识或文化艺术，始终不渝;秉性耿直，从来不耍手腕，而这种性格也惹来不少是非”。

1922年11月，刘仁静随陈独秀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会议。会议安排了大会发言，规定发言必须用俄、德、英、法4种语言。由于陈独秀不能运用这几个文种发言，由刘仁静代为发言。一位刚刚20岁的中国青年，面对从马克思到列宁一脉相承的各国共产精英侃侃讲演，刘仁静风光到了极至。会上，托洛茨基单独接见了他。这使他受宠若惊，也为他日后对托氏理论产生信仰埋下了伏笔。

刘仁静广泛接触各界青年，先后在《中国青年》、《向导》上发表近百篇激励青年积极向上的文章，一时间名声大振。可是没过几天，他便与团中央不少同志产生意见分歧，刘仁静以参加北京大学毕业考试为由，负气离开团中央。返回北京后，他四处活动，想在北京寻找自己革命的位置，结果耽误了毕业考试，又没能赶上补考，他一生都没有拿到北大毕业证书。

书生意气：爱吾师，更爱“真理”

1926年9月，刘仁静受中共中央派遣，赴苏联莫斯科国际党校列宁学院学习。这时列宁已经去世，苏联党内爆发了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尖锐斗争，1927年11月4日，苏共中央开除了托洛茨基的党籍，又将其驱逐出境。刘仁静得知这一消息后感到震惊和遗憾，对托洛茨基的遭遇表示同情。

刘仁静在列宁学院学习结束没有直接回国，也没有向党中央作出任何请求，自作主张寻访托洛茨基。他绕道欧洲，在土耳其的一个小岛上会到了托洛茨基。

刘仁静在那个小岛上度过了大约一个月。在那些日子里，每天上午是他们会谈时间，下午大多两人一起到岛上散步或划船。从此，他成了托洛茨基忠实的门徒。

1929年8月16日，刘仁静回到了上海。党中央随即在《红旗日报》上刊出《给刘仁静的一封公开信》，限他三天内在报纸上公开交代访问托洛茨基一事。刘仁静不回应，于是被开除党籍。而习惯了坚持自我的刘仁静锋芒不收、傲气不改，依旧我行我素。他积极组织“托派”活动，自称“托洛茨基代表”、“正统托派”、“托洛茨基的钦差大臣”，也引起了“托派”组织成员的反感。他还与陈独秀抗衡，曾在争论中对陈独秀说：“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1935年被中国“托派”开除。

“回头浪子”的认错与期待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近一年的反复思想斗争，刘仁静最后决定赴京向党认错。

刘仁静到北京后，想找一些熟人联系都碰了壁。他用了刘亦宇的名字，被安排到北京师范大学任政治经济学教师。文革期间，他在团河农场被关押了5年多，直到1979年初，才通知人民出版社把他接了出来，这时他已77岁。

198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60周年，“七一”前夕，新华社采访了唯一健在的“一大”代表刘仁静，特发专稿《访问刘仁静》。文章说：“……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他才如梦初醒，抛弃反动立场，站到人民方面来。从1951年到现在，他一直在人民出版社从事翻译工作，翻译了十几部重要的文献资料和著作。”1985年刘仁静被聘为国务院参事。

专访见报之后，许多党史和史学研究者慕名而来，访问的人络绎不绝。

1987年刘仁静被撞身亡后，《人民日报》发表消息：“国务院参事刘亦宇(原名刘仁静)同志8月5日不幸逝世。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在停止思想的那一刻，走进了“同志”的会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