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纳的艺术风格是怎样的？他有着怎样的艺术生涯

早期

透纳考入英国皇家艺术学院后，学院的课程对于绘画技巧的提高没有多大用处(学院并不教授具体的“技艺”，即如何在纸上或画布上运用颜色)。在这方面，他似乎从乔舒亚·雷诺兹爵士(Sir Joshua Reynolds，1723~1792)那里获得了更多的教益。

雷诺兹是第一任院长，他鼓励学生观摩前辈艺术家的作品，分析他们的绘画技巧，学习他们的画面意象。凭着勤奋和持之以恒，透纳很快取得了令同辈瞩目的进步。

1805年，爱德华·戴斯(Edward Dayes，1763~1804)就以透纳为例，称“勤奋加自制，没有老师也能突飞猛进”。几年后，透纳也意识到他成长中的特色之处，他在日记中坦言：“仅仅有天分是不够的，必须刻苦勤奋，多加实践。年轻人要是做不到这一点，趁早换个职业。”对于透纳来说，仅靠灵光一现显然不切实际，他主张刻苦练习并坚持不懈。许久以后，当被问及成功的秘诀时，他说：“秘诀只有一个，勤奋再勤奋。”

还在学院的时候，透纳就开始向每年的春季展览呈送作品。该展览是伦敦艺术界最重要的舞台，画家能借此扬名，获得资助。他从1790年开始向展览呈送画艺精湛的水彩画，可他很快就意识到，要想获得他所期盼的那种成功，还得精通油画。

于是，1796年，他展出了自己的第一幅油画。然而，最能显示他雄心的，是同年他在另一展览中展出的作品，一幅威思敏思特教堂(Westminster Abbey)内景的水彩画。该教堂还是最重要的国家陵园。透纳在画面前景的墓碑上赫然刻上了自己的姓名及出生日期，暗示自己将来也会在这里有一席之地。事实证明，这份大胆自信并非虚妄，他的确功成名就，只是猜错了地点：他最终安息在圣保罗大教堂(St Paul’s Cathedral)的墓地，与其他艺术家和民族英雄安葬在一起，其中就有霍雷肖·纳尔逊将军(Admiral Nelson)。

立志留名皇家美术学院(Royal Academy)的透纳，连续数年吸取风景画及海洋画的既有风格。在1800年之前，这类题材的绘画在学界的档次要比历史题材低很多，但透纳总是乐于打破严格的门类界定，他把含意丰富的叙事引入风景画中，赋予风景画独特的气氛和戏剧性效果，发展了自成一派的历史风景绘画。

接着，他在J.R.科森斯(John Robert Cozens，1752~1797)、R.韦斯托(Richard Westall，1765~1836)等同时代画家的水彩画成就基础上，使用了对比强烈的色调，运用了一系列大胆新颖的技法及大幅尺寸，挑战水彩画不如油画有表现力的观点。这种全线进攻，加上对J.法林顿(Joseph Farington，1747~1821)等权威评论家的挑战，使透纳成为年轻一代中一颗耀眼的新星。

1799年末，他被选为皇家美术学院的准会员;

1802年初成为正式会员，成为获此殊荣的最年轻的艺术家。他在皇家美术学院取得如此杰出的成就，自然引得许多爱好艺术的贵族前来委托他作画，他也就获得了出入上流社会的入场券，并由此接触到了英国最好的艺术藏品，因为英国在1824年之前没有国家美术馆，藏品均在私人手中。

透纳展出的作品表现出了强烈的视觉效果，尽管与当时英国的前卫艺术(抛弃了来自于法国的光滑的画面风格)异曲同工，但在19世纪初的几年里，保守的声音开始指责他的风格对他所绘的景象没有什么提高。有批评家在1801年的《箭猪》(Porcupine)上撰文，指责其风格模糊不清，是在“掩饰其轻率”，此后对透纳展出作品的评价也主要以此类诋毁为主。同样重要的是同行们私下对他的非议，很多人都认为他的画法缺乏完整性。例如，约翰·霍普纳(John Hoppner，1758~1810)看了透纳根据1802年首次欧陆之旅所作的作品，对这些作品的粗糙和缺乏润饰很是惊讶，“要猜想的东西太多了，那感觉就像在盯着燃烧的煤火或一堵旧墙，毫无定形，难以揣摩”。其他如康斯泰勃尔(Constable)、J.诺斯科特(James Northcote，1746~1831)等，则认为透纳的作品“越来越浮夸，离自然越来越远”。

透纳似乎很在意这些评论，因为在1800年代中期，他着手掀起了一场在泰晤士河沿岸进行户外自然光中(plein air)作画的运动，直接感受大自然的原貌，重新思考如何在画中再现这一原貌。当时，英国很多青年艺术家都在尝试户外写生。他们认识到，早前的风景画家，如法国的克洛德·洛兰(Claude Lorrain，约1604/5~1682)和尼古拉斯·普桑(Nicholas Poussin，1594~1665)都是先在罗马乡间写生，再带着这些习作“片段”，回到画室中进行再创作。透纳认为，洛兰的作品远胜于其法国同胞普桑的作品，是风景画的典范，也许就是风景画的精髓。洛兰作品构图优雅，尽管看来有些刻板，却再现了古典社会的和谐图景，场景与叙事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密不可分。1790年代，透纳第一次见到洛兰的作品，深受震撼，洛兰对光线的微妙把握令透纳折服，其坦言“无法模仿”。

不过，透纳并没有因此气馁，而是毫不讳言地要超越他的榜样，这成了他历史题材绘画的中心任务。洛兰被鉴赏家们视为声望最高的风景画家，大量作品成为英国藏家的藏品，这无疑影响了透纳的奋斗目标。虽然透纳明显在迎合英国藏家的口味和钱袋，却并不满足于仅仅模仿洛兰的作品，而是加入了显著的英国主题，将想象与现实有机地结合到一起。在他1805年后创作的以泰晤士河速写为素材的绘画中，能看出他在用洛兰式的视角来审视本土风光。在《惠桥的泰晤士河》(The Thames at Weybridge，约1806年，Petworth House)、《温莎的泰晤士河》(The Thames near Windsor，约1806年，Petworth House)及《里奇蒙山和桥》(Richmond Hill and Bridge，1808年，Tate)等绘画中，透纳在现实的视角和主题中很自然地寄托了田园牧歌式的怀旧情绪。

实际上，透纳所专注的河岸风光早就引起了人们的怀古幽思，整个18世纪一直都有诗人墨客在赋诗兴咏。《汤姆森的风弦琴》(Thomson’s Aeolian Harp)是透纳所作最有洛兰绘画神韵的作品，由里士满山鸟瞰泰晤士河特威肯翰河段(Twickenham)，并引用了两位诗人的作品。这两位诗人是亚历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1688~1744)和詹姆斯·汤姆森(James Thomson，1700~1748)，都曾寓居此地。在早期的一些画展中，透纳在皇家美术学院的展览目录中为自己的作品添上了摘引自文学作品的标题，其中许多来自汤姆森的诗作。有时，他也会加上自己写的诗句，从而使作品意义更为丰富，就像这幅创作于1809年的《汤姆森的风弦琴》。

此后的40年中，他一直沿用这一方法，只是引用最多的诗人变成了拜伦(Lord Byron，1788~1824)，偶尔也会从自己正在创作但一直没有发表的史诗《希望的谬误》('The Fallacies of Hope’)中引摘诗句。 [20] 如此强烈地寻找一种辅助的表达手段，以弥补单纯的视觉表达，很值得关注，尤其是透纳，常被认为是不善言辞的人。后人或许可以从透纳布满诗稿的日记中猜度他这样做的意图，他力图区分诗人与画家的不同角色。在他所梳理的观点中，最基本的一点就是画家只能描绘他的所见，而诗人的想象却是广袤无界的。然而，这样简洁的区分满足不了透纳的艺术目标，正如E.乔尔(Evelyn Joll)1979年所说，透纳“希望让所有艺术作品都高于自然”，这就需要根据经验和智慧重新整合画面的基本元素。

透纳开始涉足诗歌创作的同时，也从理论上探索风景画的范畴。后者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他受洛兰影响所作的铜版画系列作品，即《钻研之书》(Liber Studiorum)，可视为其艺术理想的宣言;其次是他担任皇家美术学院的透视法教授(他在1807年到1837年间担任此职，但只是到1828年后才偶尔授课)。尽管学生们对他独特的示例图表印象深刻，但对于他的讲授，大多数学生认为(如果他们听了的话)不过是对早期透视法的论著进行了一番剪切拼凑而已。他最成功的演讲是“背景”在绘画中的重要性，这成为风景画艺术史上最激情昂扬的一课。这些教学活动占用了他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并最终巩固了他在这门艺术中的领袖地位。

另一个巩固他地位的因素，就是他于1804年4月在哈利大街开设了个人画廊。他之所以要开如此，也许是因为皇家美术学院内部曾一度有过重大分歧。而更重要的是，自立门户以后可以自由地安排展出作品，能够展出一些在公共画展中可能被视为过于激进的作品。时任皇家美术学院院长的美国人本杰明·韦斯特(Benjamin West，1738~1820)就曾指出，透纳在学院展出的泰晤士河风景画只是些“丑陋的污点”，“没有比这更恶劣的了”。

这一时期，国内的贬斥声音渐具声势，尤以心胸狭隘的乔治·博蒙特爵士(Sir George Beaumont，1753~1827)为首。这位富有的贵族代表了当时鉴赏力的权威，自己也进行艺术创作，但他的绘画理念非常保守。从1806年开始，他就把透纳及A.W.考尔科特(Augustus Wall Callcott，1779~1844)、J.克洛姆(John Crome，1768~1821)等艺术家贬为“白色画家”，对他们画面上鲜亮的银光极为不屑。透纳画面中新出现的这种色彩浅淡变化，源自他抛弃了以深色打底构图的传统手法，转而在白底上作画，这更像用水彩在光亮的表面上作画。这种手法在再现空气的微妙变化时格外有效，比如，在透纳的《雾晨》(Frosting Morning)中，英国冬日的刺骨寒冷似乎从画中扑面而来，在再现光和风景的技法上，透纳的这幅画大胆地突破了传统，在其死后赢得了莫奈的崇仰，莫奈说这幅画是“睁着眼睛画出的”。然而在当时，仍有人难以接受这种前卫的画法。就在《雾晨》面世三年后，散文家威廉?赫兹里特(William Hazlitt，1778–1830)对透纳的风景画做了一番评论，他可能考虑到了这幅作品及1812年的《暴风雪：汉尼拔和他的军队越过阿尔卑斯山》，认为从透纳的风景画中可以看出，“由于所画的对象是空荡无物的，更加反衬出画家的知识是何等丰富，画笔是何等有力。整幅画画的就是空气、泥土和水”。他的如椽大笔继而总结道：“艺术家乐于回到创世之初的混沌状态，回归到水陆、日夜刚刚分离的时刻，当时地球上还没有生物，也没有硕果累累的树木，空荡荡的一片。有人说他的风景画‘画的就是空无’，我认为恰如其分。”

在《雾晨》画面上，小路左边有一辆迎面而来的马车，这是透纳生活中的一个重要情景。从少年时代起，他便常常旅行，每年夏天都到英国不同的地方写生，行程长达数百英里。在常年旅行的日子里，他画了大量的速写，积累了宝贵的视觉资料，这成为他从水彩转入油画及铜版画的切入点，也成为他拓展城市以外的受众的最重要手段。通过不断的练习，他历练了自己的眼光，写生时几乎不用当场涂色，只需寥寥数笔勾勒出轮廓，过后就能转化为色彩丰富的水彩佳作，还能配上很多富有当地特色的细节。他曾宣称，画一张水彩的功夫，他能画15到16张铅笔速写。透纳水彩画比其油画更加淋漓尽致地再现了英国风光，包括其丰富的地貌，多变的天气以及日益城市化的景象。这些巨大的成就离不开他的速写本，从中可以看出他探本究源的兴趣，他对所见事物不断的反思和界定，诚如A.维尔顿(Andrew Wilton)所言：“其速写就是其思想活动的化身。”

中期

1819年初，透纳很多最具创造性的水彩画(也包括一部分油画)被反奴隶制的辉格党贵族W.福克斯(Walter Fawkes，1769~1825)购得。福克斯住在约克郡里兹附近的法恩利邸宅(Farnley Hall)，从1808年开始，福克斯便经常邀请透纳来做客，让他参与一些项目，如收集鸟类标本，使他融入到家庭中来，并委托他描画宅邸和庄园。福克斯一直在密切关注透纳画风的嬗变，因而比绝大多数人更能接受和欣赏透纳的大胆创新，并寻找各种机会收藏其新作，如1817年的莱茵河景色系列以及慵懒的、蜜糖色调的《多德雷赫特风光》等。1819年4月到6月，福克斯在其伦敦宅邸中展示其收藏精品，最受好评的无疑是透纳1802年首次阿尔卑斯山之旅所创作的二十来张水彩画，无论从表现力还是从技法上，均可与油画相媲美。福克斯此次举办展览的时机非常适宜，当时滑铁卢战役已经结束，正是爱国主义情绪高涨的时代，水彩画被视为英伦独创的艺术，而透纳就是这门艺术的头号代表人物，其声望得到了空前的巩固。各媒体异口同声地赞美透纳的成就，称他为美术界的魔术大师。这可是不多见的。

倾听着评论界的欢呼，透纳开始了他的首次意大利之旅，这次旅行实现了他多年的心愿，事后来看，也是向新艺术方向的过渡。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参观罗马。在那里，透纳曾被误会为宫廷画师，要为摄政王作一批画(但实际上，透纳为皇室作画仅有一次，是在他返回伦敦后不久，创作了一幅描绘特拉法尔加海战的宏伟作品，但未获赏识，现藏格林威治的英国国家海事博物馆(National Maritime Museum, Greenwich)。在透纳以及当时的很多人心中，对于罗马的认识离不开洛兰的绘画。不过，早在他1819启程前往罗马之前，他的朋友托马斯·劳伦斯爵士就已经指出，透纳是当时唯一能像洛兰那样深刻领会意大利特色的艺术家：“像意大利这样的风光，很适合透纳尽情地展现其雅致的趣味和创造力。这里的和谐氛围，将一切都笼罩在牛奶般的甜美之中，在我看来，只有透纳的优美色调能够表达这种氛围。”劳伦斯所期待的东西，可以在大幅油画《从梵蒂冈远眺罗马》(Rome from the Vatican)中看到。1820年透纳回到伦敦后不久，就展出了该画。画面前景略显零乱，但整片风景散发着“纯洁、宁静、优美、祥和”的气氛，在透纳看来，这就是洛兰绘画的精髓。

虽然意大利之旅常被视为透纳画风的分水岭，但实际上，他在1820年代的许多转变，早在他离开英国之前就已经在酝酿，而与意大利的首次邂逅便成了催化剂。例如，作于1818年的《多特或多特勒克：从鹿特丹驶出的多特定期船》就已经暗示了向明快色调转变的倾向。同样，他后期作品中对纯色的大胆运用，早在他1810年代具有实验性质的水彩速写中就已显端倪，即便是专门描绘意大利主题的绘画作品，也没有与过去一刀两断(见《贝亚湾，阿波罗与女先知》，1823，泰特博物馆)。不过，从罗马归来后的十年，毫无疑问是一段不平静的时期，只是由于他不知疲倦地参与种种出版项目，才没有表现得太明显。

这段时期，透纳的名望达到了巅峰，他的成就有目共睹，他的声望名副其实。不过，他的油画不如画在纸上的作品受欢迎。尽管有评论家开始认识到，他展出的油画是在力图表现一种诗意的风景，但其虚邈的主题和灰白的色调仍令很多观众困惑不已。在他的家乡伦敦尚且如此(这里的观众至少对其风格嬗变已经有所了解)，在其他地方引起更大争议，也就可想而知了。1828年，他第二次在罗马小住，展出了三幅油画，结果被当成是无法理解的涂鸦，画面中的黄颜色也受到了嘲讽。据说，有位罗马商人曾造访透纳后挖苦说：“有人是在卖芥末，也有人是在画芥末。”只有英国人才会把他的画客气地描述为“出自一位诗人之手”。

晚期

透纳步入五十岁后，以一种不同于1820年代中期的新策略来保持自己在伦敦公开展览中的优势地位，尤其是在皇家美术学院的年展。竞争异常激烈，大展厅里里外外挂满了画作，争夺着众人的眼球。乔治·斯卡福(George Scharf)对1828年年展的描述生动地说明了透纳作品举足轻重的地位：大厅北墙正中直面观众的位置挂的是透纳的巨作《狄多指挥着她的舰队》(Dido Directing the Equipment of her Fleet，藏于泰特博物馆)，而右面墙上还有透纳一幅稍小的作品，光芒压过了周围所有作品，吸引了多数的观众。这幅稍小的作品是描绘考斯划船比赛场景的两幅作品之一。通过这个例子可以看出，一幅画可以对其周围的画产生很大的影响。透纳有时很大度，据说他曾主动减弱《科隆》(Cologne)的色调(1826年，Frick Collection，纽约)，以免令该画两边由劳伦斯所绘的肖像黯然失色。不过，在这些野史逸事中，讲的更多的是他如何抢风头。有时是开玩笑，比如和乔治·琼斯(George Jones，1786~1869)等一班朋友之间;有时则不怀好意，比如他故意摆出寥寥数笔的作品，令康斯泰勃尔宏大厚重的《滑铁卢桥开放》(The Opening of Waterloo Bridge，1832年，泰特美术馆)显得很笨拙。康斯泰勃尔只好自认倒霉，伤心地说：透纳来了，还“开了一枪”。

此后，透纳经常使自己的绘画在同侪的绘画中脱颖而出。他的办法是呈送实际尚未完成的绘画，因为当时有一个传统，在画展向公众开放之前，有三天或三天多点的时间，画家们可以再对自己的作品略加修正。透纳便利用这最后的机会，对作品进行大改，淡描浓抹，添色增彩，以达到最极致的呈现。整个过程在其同侪看来，就像是一场表演。

拿捏如此到位的演技更让人们觉得他的确是一位炼金术士，得心应手地运用材料。不过还有一点也应该注意，他的习作具有开放性，有时空而未成，有时含混不清，从中可以看出油画与水彩这两种不同媒介之间的关联。实际上，他从无拘无束的水彩画试验中获得的经验，对他油画创作的影响越来越大。比如，1810年代他尝试在纸上同时画好几幅画，随后十年的油画创作似乎也在使用这个办法。除此以外，20世纪还发现了一批晚期未完成的油画作品，都是透纳在创作风景画时的习作，它们可与数百幅“色彩的开端”水彩画相媲美。其中有一张关于对泰晤士河上汽轮的习作，似乎是为《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旖旎风光》(Picturesque Views in England and Wales)所作的习作，具有典型的示意图和悬而未决的特点，提供了多种选择，每种在他看来似乎都有进一步润色的可能。这些习作的可扩充性，从他艺术生涯最后二十年的最终完成作品中仍可窥见，而这些习作的含混模棱也成了后来评论家最感兴趣的话题。

尽管后人认为透纳成熟之作中富有表现力的画法及简化了的画面是其最精华的特质，但他同时代的人似乎更愿意购买经过翻印的黑白版画。表面上看，制作版画时，由于要用精确、细腻的线条进行雕刻，原作中的生气和变动会有所减弱，但透纳似乎认为，他的水彩画只是一个过渡，只有在刻成版画后，通过细腻的明暗对比，才能得出作品的最终形式。他同时代的人对这些版画很感兴趣并不足为奇，因为他刻版印刷的作品非常多，涉及800多个主题，在文学艺术印刷品中经常会见到他的名字。这些黑白版画题材多样，透纳对雕版质量也严格把关，这对巩固他的名望至关重要。透纳一生都在与出版商合作，有效地弥补了艺术理念与艺术现实之间的鸿沟，也使他的画能被更多的人欣赏到。这些版画在伦敦问世后，很快就能传播到巴黎、柏林和费城，例如他所画的法国河岸风光。当时的人拿到配有透纳插图的新书会非常兴奋，这在图像可以全球同步传播的时代是不可想象的。1830年后，人们对透纳的版画作品更加趋之若鹜，这得归因于他为塞缪尔·罗杰斯(Samuel Rogers)的诗作《意大利》所做插画的巨大成功。事实上，它们甚至会喧宾夺主，光芒压过诗作。沃尔特·司格特就是一例。他在1820年代早期曾请透纳为其作品配图，后因透纳风头过于强大，只好与他分道扬镳。然而，到了1831年，出版商在策划推出司格特新版作品时，执意邀透纳加盟，“有了透纳先生的插画，我能保证诗作的销量超过8000册，否则连3000册都卖不出去”。这一年，这位英国小说家、诗人不得不妥协，再一次邀请透纳到他家，当时透纳正在西海岸的浪漫小岛斯塔法岛(isle of Staffa)写生。

正是在《斯塔法岛的芬格尔岩洞》(Staffa, Fingal’s Cave，1832年，耶鲁大学英国艺术博物馆，New Haven)等作品中，通过描绘汽轮迎着涌起的暴风云前进，透纳再现了独特的现代生活图景，不仅在于他描绘了新兴蒸汽时代的发明，还在于他暗示这些新发明具有一种崇高的英雄主义气概。透纳常常在其水彩画中加入工业时代的景象，最著名的如《里兹》(Leeds)和《达德利》(Dudley)，但他还经常在画面中加入引发变革的机器本身，这在时人看来是丑陋不雅的东西。这一主题在《雨，蒸汽和速度—西部大铁路》中达到了极致，画中一辆疾驰的蒸汽火车，似要冲出画面，直冲观众而来。值得注意的是，这类绘画作品直到大约20世纪八十年代才得到应有的关注，因为约翰·罗斯金(John Ruskin)的五卷本《现代画家》(Modern Painters，1843~1860)是19世纪最具影响力的透纳研究著作，却基本上排除了这类作品。罗斯金见透纳在1830年代末和1840年代初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嘲讽，感到有必要为透纳辩护。透纳在这段时期受到的最多非议，是所描绘的事物与表达方式之间缺乏明确的关联，因此，罗斯金把辩护的重点放在了什么才是绘画中最忠实于自然的地方。有鉴于此，罗斯金的论述可能会有所侧重，而不是面面俱到。不过，罗斯金的著作极受大西洋两岸读者的追捧，他们对透纳的作品也更为宽容。尽管有罗斯金竭力为之申辩，许多人还是觉得透纳晚期的作品是晦涩的，把它们视为“梦境、挑战、理论、实验以及谬论”。

1843年，罗斯金《现代画家》第一卷面世，也从经济上帮助了透纳，它重新唤起了买家对透纳未售出画作的兴趣。不过，许多逸事表明，透纳对于这位年轻的崇拜者试图解读他毕生的作品感到有些不安。实际上，他过了很久才对罗斯金表示感谢，可能是因为他很自信，觉得自己用不着别人费力地去推介。由于长年不断地遭受非议，他似乎已经习惯了批评家们的嘲讽，聪明地承认所有批评，无论多么可怕，都有其用。不过，他仍渴望得到赏识，这是他年少时奋斗的动力，而罗斯金的著作又再度使他备受崇敬，心中难免会有一丝满足感。

艺术家在世时可能会渐渐失宠，等其过世后，作品又再度为人所爱，这是很常见的现象。从某种程度上说，透纳早在1820年代就已经开始为这样的宿命作准备了——他此时第一次发现自己的作品销售有困难，他起草了自己的第一份遗嘱，明确表示希望能将自己的两幅绘画挂在新的国家美术馆中，并且是在洛兰最著名的那两件作品的旁边。这表明他希望自己在艺术史上的地位是能被看作17世纪最伟大的风景画家洛兰的继承者，与洛兰并置，也能彰显他继往开来的新成就。除了这份自豪感，老年的透纳在回顾其成就时，还常与年轻时代的自己进行比较。也许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他在1840年代初最后一次创作了瑞士系列风景画，这些作品在技术上已经炉火纯青，与二三十年前为福克斯作画时的水平相比毫不逊色，进一步巩固了他作为最伟大的水彩画家的名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