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文秀“卖国”案真相揭秘 究竟谁才是真正的“卖国贼”

1960年前后的几年里，人类学家田汝康一直对一个问题如鲠在喉，那就是史学界突然对一个历史人物——杜文秀的评价来了个大逆转：他原本被视为反抗清朝腐朽统治的农民起义英雄，现在，他却成了为一己私利不惜勾结英国出卖云南的反动派。

十九世纪中期，以太平天国运动为代表，众多农民起义遍布中国，于1855年爆发的云南农民起义就是其中重要之一。起义军在首领杜文秀的领导下，攻占大理府，建立起大理政权。1873年，在清军的围剿之下，杜文秀起义失败。

在民国时期乃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杜文秀都被视为“革命英雄”。但不久，情况却突然发生了变化，史学界几乎一致的指责杜文秀为“卖国贼”，连中国史学界的泰山北斗范文澜、郭沫若都持此种观点。

然而，一贯严谨的田汝康并没有随波逐流。田汝康本是人类学家。1945年他到英国伦敦经济学院学习人类学，获得博士学位，毕业后去马来西亚进行社会调查，取得了很大成就。1949年新政权成立后，田汝康回国，先后任教于浙江大学和复旦大学。

田汝康在历史学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诣。在国内对杜文秀的一片痛骂声中，他却持怀疑态度。他早年留学英国时，曾在伦敦印度事务部的图书馆翻阅过相关的历史档案。他可以肯定，杜文秀绝不是“卖国贼”。“出使”英国卖国的，是他一个名为刘道衡的部下。

《上杜公书》

刘道衡，云南文山人，在与杜文秀发生关系之前，史学界没有找到任何关于他生平的真实记载。将刘推到历史前台的是一篇于后世发现的文献《上杜公书》。国内最早发现《上杜公书》是史学家白寿彝。《上杜公书》本是刘道衡为自己的文章所编的一本诗文集中的一篇，白寿彝将此文列入了他所编的《回民起义》一书中。1952年，范文澜任总编辑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将《回民起义》收入其中。

按照文献的说法，这是刘道衡上给大元帅杜文秀的呈文，“杜公”即杜文秀。呈文的时间大概是在1870年前后。当时中国发生了规模庞大的西北农民起义，不过受到了左宗棠的严厉镇压。同时，清朝也正加紧镇压杜文秀政权。

在《上杜公书》中，刘道衡为杜文秀设计了一个大胆的计策，核心就是欺骗英法两国，使其出兵北京灭掉清朝。刘道衡想借助英法的力量来减轻清军对大理政权的压力，但又怕英法看不上这个偏据一隅的小政权，于是先伪称正在西北五省起事的起义领袖们派密使上书杜文秀，请求其遣使从云南通过海路出使英法两国，请英法在北京举事，只要英法在北京一举事，西北的起义首领们便立即出兵中原，杜文秀也可以马上从云南出兵。几方力量一起灭掉清朝，然后奉英法做宗主。

批评杜文秀为卖国贼的学者们把《上杜公书》当成铁证，认为杜文秀同意了刘道衡这个呈文，于是派他出访英国。但田汝康通过查询英国档案，发现这样的推理是荒谬的。

根据英国驻缅甸殖民政府行政日志，刘道衡最先跟英国人接触并不是受命于杜文秀，而是受杜一个名为柳映苍的部下的指派。杜文秀的大本营在大理，柳映苍驻守腾越，也就是现在的腾冲，两地相隔不远但交通不便，事实上，杜文秀对柳的控制并不严。

历史上，腾越与缅甸之间有着通商的传统，双方常年在曼德勒以北的一个地方开展互市贸易。腾越的上层人士每年从贸易中获利颇丰，柳映苍就是其中之一。1870年前后，清军对云南起义的镇压力度越来越大，并且切断了腾越到缅甸的商路，使得腾越的收入与物资供应吃紧。所以，柳映苍迫切需要开通一条新商路，无奈之下他派出一个使团去缅甸商讨通商事宜。使团为首的是柳映苍的岳父马似龙，刘道衡是随行人员之一。

　刘道衡变身

根据英缅政府行政日志的记载，马似龙和刘道衡的使团于1871年9月到达缅甸八莫。在这里他们会见了英国驻八莫政治代表斯比尔曼。此时英国已经在缅甸设立了殖民政府，这个代办处在郭沫若的著作中成了操纵大理政权的机构。

马似龙向斯比尔曼提出了开通新商路的要求，并暗示英国可使用武力打通此商路，但斯比尔曼表示英方不想介入起义者与清政府的纷争。

马似龙使团在八莫碰了钉子，于是提出会见英缅政府驻曼德勒的政治代表司徒罗弗，也就是斯比尔曼的上司。然而，令马似龙失望的是，司徒罗弗给出了同斯比尔曼一样的答复。马似龙只好返回八莫，并于次年1月返回腾越。

按理说，使团是离开了缅甸。但刘道衡却消失了，他去哪儿了呢?不到一个月之后，司徒罗弗的行政日志中出现了一个自称来自大理的使团。为首的不是别人，正是刘道衡。他此时的头衔升级成了“首席大臣”。刘道衡声称，他是杜文秀的“义子”，此行是奉杜文秀之命准备出使英国，并携带了杜文秀准备上呈英国的《上英皇表》。

《上英皇表》写道：“中华总统兵马大元帅，臣杜文秀，谨表呈大英国皇上陛下，俯请圣安，伏乞鉴纳事……臣等深慕大德，远献愚忠;如蒙俯纳，遣发飞龙之师，愿效前驱，成逐鹿之志……”

根据田汝康的分析，这《上英皇表》是刘道衡自己搞出来的。这是因为，其一，表中文字的笔迹与刘道衡写给英国官员的另外两封信的笔迹相似，田汝康请笔迹专家鉴定的结果是，它们同出一人之手，而这两封信是刘以后在伦敦写的;其二，《上英皇表》落款的日期是马似龙使团从曼德勒返回八莫之前，这时刘道衡不可能回到云南;其三，《上英皇表》的印章与大理政权通常所用的印章不同。

由于《上英皇表》是伦敦印度事务部的档案，史料价值极高。可以断定，刘道衡不可能是杜文秀所派，他消失的这段日子最有可能是留在曼德勒，而且不知通过什么途径搞到了若干随行人员、马匹和不少物资。联系到《上杜公书》，我们可以猜测这个大胆的刘道衡此时要自作主张“出使”英国了。

他拜会了司徒罗弗，但司徒罗弗很快识破了他“大理使团首席大臣”的假身份。按说刘道衡的闹剧该到此结束了，然而另外一件事的发生却让这个历史玩笑继续开了下去。

据伦敦印度事务部《印度机要文书》等档案记载，当时的缅甸国王曼桐正在筹划派使团赴伦敦进行正式访问。当时缅甸在名义上仍然是一个独立国，使团绕开了英缅殖民政府直接与伦敦联系，这引起了英缅政府的极大不满。不甘被曼桐轻视的英缅政府想到了“大理使团首席大臣”刘道衡。

在英缅政府看来，如果能使“大理使团”在伦敦受到高规格的接待，就可以将缅甸使团比下去，他们就可以出一口被轻视的恶气。在英缅政府的策划下，刘道衡与他的使团成员都搞了一个阿拉伯称呼，刘改名为“哈桑亲王”，副使叫“优素福亲王”，翻译叫“伊布拉木汗”……而杜文秀也被他们封为“苏丹苏里曼”。“大理使团”一行立即被送往仰光。

随后，英缅政府通知印度的英国殖民政府，“大理朝廷持有苏丹苏里曼的友好贺词”将赴英国，文书特别指出，杜文秀目前是中国西部地区的统治君主，“哈桑亲王是苏丹苏里曼的儿子”。英缅最高专员秘书惠勒甚至建议英印政府给刘等提供赴英路费。惠勒在给伦敦政府的印度事务部的文书中嘱咐说，“要好好招待，不要粗糙地伤害苏丹的友谊。”

由于曼桐此前曾离间英印政府与伦敦的关系，同样对曼桐不满的英印政府不但为刘道衡一行提供了路费，还派遣了两个文官陪同护送。为了与缅甸使团抢时间以最先赶到伦敦，英印政府更是不待伦敦印度事务部的批准，就将刘道衡一行从加尔各答打发上船出发。

但到了伦敦，刘道衡一行却没像英缅政府希望的那样受到款待。

“出使”英国

这一时期，英国已经确定了支持清政府的外交政策，所以从一开始，伦敦政府就不欢迎刘道衡一行。人虽然来了，但印度事务部大臣阿吉尔公爵始终不出面，一切都由政务次官凯·约翰来敷衍，刘道衡压根就没机会见到更高级别的官员。同时，伦敦政府对此事处理得极为低调。

据印度事务部档案《致印度文书》记载，刘道衡一行到达伦敦后被安排到了一个很普通的旅馆里，生活费用由印度事务部支付。阿吉尔与凯·约翰曾就具体金额曾反复讨论，刘道衡一行的生活标准也就越来越低。

1872年6月11日，刘道衡正式向伦敦政府递交了《上英皇表》，并会见了凯·约翰。当刘道衡终于向英国人说出了他那个藏于心中多年的、联合英国推翻清朝的构想时，凯·约翰被震惊了。事后，凯·约翰立即向阿吉尔公爵报告说：刘所提出的要求完全是“基于对英国政策和习惯的愚昧无知”，“简直是荒谬，因而必须予以坚决的回绝或是爽性置之不理”。

凯·约翰建议阿吉尔立即将刘道衡一行打发走，阿吉尔回复，“立即，或是让他们准备一下快点走。”

但刘道衡直到9月份才离开伦敦。归途中，他们经过土耳其首都君士坦丁堡时，刘道衡曾企图会见土耳其苏丹，但没成功。

与刘一行相反，缅甸使团受到了伦敦政府的隆重接待。英缅政府和英印政府通过刘道衡打击缅甸使团的期望落空了。从刘道衡离开前一天起，伦敦《泰晤士报》连续发表了两篇关于这个问题的通讯，同时还有一封读者来信和一篇社论，批评伦敦政府忽视打开云南通商道路的重要性，还批评伦敦政府接待缅甸使节与云南使节差别太大，因为按“熟悉那个地区的人士”的看法，云南起义者远较缅王来得重要。

刘道衡一行回到仰光后，依然受到了英缅政府的隆重接待。在回到仰光之前，大理被清军攻陷，杜文秀起义失败，刘道衡无须回去“复命”了，便从此留在了仰光。

至于刘道衡最后在缅甸的归宿，根据英缅政府《曼德勒行政日志》等档案的记载，事情大概是这样的：

1857年，印度大起义失败后，英印政府将莫卧儿王朝末代帝王巴哈杜沙及其家属被幽禁在仰光。1866年，巴哈杜沙去世。1871年，巴哈杜沙12岁的孙女洛努克按照习俗应该婚配，但由于各种原因一直拖到了1877年都没找到对象。这也让看管负责巴哈杜沙家属的英缅政府颇为头疼。此时正好有人找到了“哈桑亲王”刘道衡，刘满口答应。

然而，刘道衡在允婚之后却不举行婚礼。他对英缅政府说，他没钱养活洛努克，必须给他一笔固定的生活费，他才举行婚礼。英缅政府非常愤怒，但也没有办法，最后答应给予刘道衡每月200卢比、洛努克每月250卢比的固定赡养费，并为之兴建了一座住宅。

就这样，刘道衡将金钱与异国公主一起揽进了怀里，从杜文秀的“义子”变成了莫卧儿帝国末代帝王的孙女婿，而他的胆大妄为却在数十年后让老上司杜文秀背上了“卖国”的黑锅。

　　都是政治惹的祸

杜文秀冤案并不是简单是一个历史的误会。

据马来西亚一本文献记载，上世纪50年代初，中科院现代研究所一位年轻的研究员根据一些三手材料写出一篇文章，指责杜文秀意图出卖云南给英国，“遣使访英”就是证据。一位领导看到此文后，约见了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著名人物范文澜等人，在谈话中，还将杜文秀案与新疆的阿古柏联系在了一起。

范文澜在1955年之前就出版过几个版本的《中国近代史》，其中并没有涉及杜文秀卖国的事。然而，到了1955年出版《中国近代史》时，他却写进了这样一段话：

“1871年，杜文秀使义子艾山往伦敦出卖云南。英国政府利用泛伊斯兰主义这个反动旗号，指使艾山到土耳其讲具体的出卖条件……杜文秀是中国人，竟敢出卖祖国的云南和云南的各族居民，从他勾结英国侵略者的一天起，他不再是起义军的代表而是祖国和起义军的叛卖者。”

此后不久，郭沫若承袭了范文澜的说法，并加以发挥，他在《中国历史》(初稿)中写道：英国“给杜文秀大批军火，帮助建立兵工厂。在缅甸八莫专门设立了政治商务代表处，操纵大理政权。杜文秀在英国侵略者的支持下自称撒里曼苏丹，改年号，造宫室，建立了一个所谓‘独立国’……1871年更派他的儿子访问英国、土耳其，准备进一步出卖祖国。”

那时，替杜文秀翻案，不但需要勇气，也需要扎实可信的证据。此前，少数几个学者如吴乾就等人就因为证据不够扎实，而被扣上了“替叛徒辩护”的帽子。于是，心有所疑的田汝康没有急于撰文，而是首先辗转通过各种途径向伦敦印度事务部图书馆索要相关档案。由于当时中英尚未建交，直到1962年，相关档案的影印件才寄到田汝康的手上。

在1963年第4期的《历史研究》上，田汝康发表了题为《有关杜文秀对外关系的几个问题》的文章。他引用了包括印度事务部档案、英国官员《治缅回忆录》、《伦敦每日电讯报》等大量外文资料，证明所谓的杜文秀派人出使英国，其实是刘道衡的个人行为。但鉴于当时的政治气氛，田汝康又在文末加了一个小尾巴——“但究竟杜文秀应负什么责任以及其原因何在，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文革结束之后，田汝康又收集了其他资料，将1963年的论文进行了重写，先后写出《杜文秀使英问题辨误》、《杜文秀对外关系以及刘道衡“使英”问题的研究》两篇文章。在这两篇文章中，田汝康不再含糊其辞，而是明确表示，刘道衡“使英”与杜文秀完全没有关系，所谓杜文秀卖国其实是一场历史冤案。

可以说，田汝康的文章扭转了国内史学界对杜文秀的主流看法，包括罗尔纲等人纷纷撰文支持田汝康的观点。

难得的是，当范文澜看到田汝康的文章后，主动给田汝康写信向其借阅影印档案。不过，田汝康将档案寄给范文澜之后不久，文革就开始了。范文澜担心影印档案在他那里会出意外，就又寄还给了田汝康。1969年，范文澜逝世，我们再也无从得知他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