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科生伤不起:朝堂上的问题首先是政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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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上高中的时候偏科,喜欢文不喜欢理,可还是遵从我爸的命令选了理科。经历过不平常的岁月的我爸对文科有恐惧心理,他认为学文太危险,还是学理又实用又安全,1+1=2,清楚明白不会有别的可能。
一看我爸就不了解社会,谁说学理安全的?就算想证明一个1+1=2,也一样要绕一个大圈子,绕不好,还就等于不了2。
天文学,算是标准的理科吧?一千多年前,为厘清一些类似1+1=2的数学问题,几个人绕了一辈子的时间。
隋朝快建立的时候,隋文帝打算“以符命曜于天下”,好给自己改朝换代制造一些舆论氛围,于是向全社会公开征召有识之士,打造一部历法。当时有好几个有识之士出现,其中就有担任过北齐历官的刘孝孙、著名的文化人和天文学家刘焯、天文学家刘晖,还有一个道士张宾。他们各自拿出了自己的研究成果交给皇帝评判。
这是一个纯粹的理科问题吧?但看看下面你就知道,再理科的问题,也要先文科——确切地说,先政治,再说。
隋文帝采用了张宾的《开皇历》,不是因为它有多好,而是因为张宾说隋文帝“有帝王之运”。自然科学工作者刘孝孙和刘焯出来反对,提出了很多很自然科学的道理,但打败他们的是又一个文科理由——“非毁天历,率意迂怪”和“妄相扶证,惑乱时人”,二刘因此被赶出了京城。另一个刘就比较识时务,或者说受过文科训练,刘晖迅速与张宾结成一党,而为皇帝宠信。
若干年后,张宾去世。刘孝孙辞去某县县丞的职务,带着自己的研究成果又来到京城,重提当年历书之争。他本以为张宾死了没人巧言令色,自己终于可以搞搞学术了,却没想还有个刘晖在。刘晖扣压了奏章,把刘孝孙搁在司天监中“累年不调,寓宿观台”。刘孝孙苦于自己的意见不能上达,一气之下用车子推了一口棺材,抱着他的历书在皇宫门前大哭,终于引起隋文帝的注意,并命人经过实测比较后再决定是否改历。实测证明,刘孝孙的历法和参与实测的另一部张胄玄的历法,都比《开皇历》优越。
水落终于石出,云开终于雾散。道理搞清楚了下面该很自然科学地研究一下了吧?没想到,刘孝孙爆发了多年的积愤,提出先斩刘晖,再议改历,这种不厚道的态度激怒了隋文帝,于是理科问题再次变成文科问题,皇帝暂停了改历之议。
不久后,刘孝孙去世。这时,几次日食的推算错误让隋文帝下决心重定历法,他这回让张胄玄、袁充等人负责,当年被赶出京城的刘焯此时再度出山,他在刘孝孙历法的基础上,增损改进,献上了《七曜新术》,也就是日后完善而成的《黄极历》以备选用。
二刘的共同问题是不问文科,不讲政治——这么大的事,不做铺垫,不埋人脉,光在招标的时候才出来,那怎么行呢?这和已经在皇帝那里做好各种理科之外的准备工作——编造了“日长之瑞”的假天象而得到皇帝宠信——的张胄玄、袁充怎么比呢?失败,当然就是必然的了。
从最初兴致勃勃参加历法海选到这时,已经过去将近二十年了,刘焯从一个四十岁的文化人变成了一个老者。近二十年的光阴却还没有让他明白文科先于理科、政治先于技术这个道理。他后来得罪人,被发配至成都充军,几年后再得以回京城,以花甲之年上书新皇帝隋炀帝,犹在要求与张胄玄辩论来争高下。他得到机会了,辩论了,赢了——这是理科的胜利,却比不上文科的动作。由于袁充等人的阻挠,他的历法终于还是被搁置了。二刘之二,也抱憾而终。
在这场持续三十年的争论中,理科人才二刘付出了一生的代价,终被文科人才阻挡住了通往庙堂的道路。好在文科人才擅长的政治斗争只存在于庙堂附近,在民间事情要简单得多。刘焯的《黄极历》由于成就突出,《隋书》打破只收颁行过的历法的框框,破例将该历收入《隋书》的《律历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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