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和袁绍都是世家出身曹操哪里比袁绍要强的

本文已影响1.39W人

还不知道：都是世家出身，曹操究竟比袁绍强在哪的读者，下面本站小编就为大家带来详细介绍，接着往下看吧~

东汉末年，皇帝短命，外戚、宦官、士人清流不断内斗，中央政府软弱无力。在这样的背景下，世家子弟通过家族给予的资源，往往能够轻松走向仕途，掌握军权，甚至成为一方刺史、州牧，其中袁绍和曹操就是两个典型的例子。但是一开始强大的袁绍最后竟然败于曹操之手，曹操本人究竟比袁绍哪里强呢?

一、袁绍势力的崛起

袁绍势力的军阀萌芽是其出身与个人魅力共同作用的结果。东汉末年是一个政治动荡朝廷斗争残酷的时代，那些在位的士人有着巨大的政治上的不安全感。比如李膺因为得罪张让信任的江湖术士而得罪张让，最终获罪下狱。袁绍五世三公的家庭背景,并利用自身的影响力成为了那些想要逃离黑暗政治迫害的东汉士人的避风港，这种能力在那样一个缺乏安全感的年代将其塑造成了一个军阀，因为这是这些士人得以自保的重要途径。

袁绍势力在汉末成为了一股与宦官势力相对抗的力量，而这种力量得到了当时不少汉王朝士人的认同，为其成为军阀提供了人才基础。一个东汉王朝的忠臣要想成为割据军阀并在乱世当中生存下来，仅靠人才的大量拥护是不够的，成为军阀的关键因素在于地盘，有了军队与地盘才有割据一方的军事与经济基础。袁绍获得军事指挥权的过程十分顺利，朝廷新设置西园八校尉，袁绍凭借家世轻松成为其中一员，在东汉军界中获得了相当的地位与实力。

值得一提的是，考虑到袁绍最初是由何进所举荐而成为“虎贲中郎将”从此成为军事将领而手握武装，而何进为代表的外戚与宦官集团历来矛盾深重，同时袁绍最初也以反宦官势力而闻名，很有可能“西园八校尉”这一官职的设置是由外戚势力一手推动的，用以掌握军权以求在与宦官的政治斗争中获得武装力量上的优势。

从这以后袁绍便获得了汉王朝新建军事精锐部队的指挥权，为其成为军阀提供了军事基础。袁绍是有一定军事实力的，董卓作为边关军头，手下番兵强将不少，既然“袭之可禽也。”自然说明了袁绍拥有相当的军事实力，否则鲍信不会劝说袁绍使用军事手段来解决董卓有不臣之心的隐患。虽然“绍畏卓，不敢发”，但此处也仅能说明袁绍的实力不如董卓，或是个人性格上的胆小，但表示袁绍也有相当的军事实力。

此时袁绍与董卓相比所欠缺的便是一个稳定的根据地，很有意思的是袁绍根据地的获得却来自于董卓对其的让步。董卓看在袁氏家族的面子上，加上手下劝说，给了袁绍一个渤海太守的官职。袁绍在冀州获得了一个稳定的根据地，成为了渤海太守，这为袁绍提供了成为军阀的重要基础。如果仅有渤海一郡而想要成为汉末叱咤风云军阀那自然是痴心妄想，袁绍成为军阀其中关键原因还是来自于其不断积累的名望与累世公卿的门第。

袁绍真正崛起来源于讨伐董卓。袁绍成为十余路诸侯的盟主可见其名声在此时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峰。其中值得注意的是，会盟中袁绍的实力并不算强，如韩馥、刘岱等此时已经是州牧、刺史一类主管一州的封疆大吏，论实力自然在袁绍之上，而袁绍能够成为盟主，很显然受到其家世背景的影响。

而其弟袁术虽然与其同享门第优势，甚至袁术为嫡出伦理上应当有更为显赫的家事背景依托，但其在个人魅力上显然不能与袁绍相提并论。袁绍在未走入仕途之时便“宾客所归，加倾心折节，莫不争赴其庭”，而后因其个人魅力，“州郡蜂起，莫不以袁氏为名。”可见其个人影响力之大。这种影响力的来源来自于袁绍在众多大是大非问题的抉择上始终站着一个“正”字，他总是以一个正人君子的形象站在了正义一边。

在宦官乱政之时，袁绍依然站在了宦官的对立面与宦官集团进行对抗，并保护受到政治迫害相威胁的名士。而后在董卓欲行废立之时，袁绍也决定以正言反驳，袁本初有如此情怀，忠君而抗奸宦，放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便是一个产生巨大影响力的人，综合来说，袁本初的军阀萌芽之路便是出身、个人魅力在一系机遇下的作用的结果。

二、曹操势力的崛起

曹操亦属于官僚子弟而萌芽而成的军阀。曹操宦官之后的身份很难想象会出现在一个开国功勋后代的身上。所以说曹操一门的光彩应当是嵩、操两代人个人奋斗的结果。但此处仍然将其算作恩荫世袭官僚的序列有如下几点理由。

其一，曹操虽然血统承自开国功臣曹参之事存在诸多疑点让人无法相信，但其好友袁绍等皆是货真价实恩荫子弟，由此可见曹操其生活成长交际的圈子来源于世袭官僚，而以其成长交际圈来将其划分为恩荫官僚出身并不为过。

其二，曹操出世做官完全走的是恩荫子弟惯用的出世之路。曹操出世为官的渠道完全如其他恩荫世袭的官僚子弟无异。也就是先寻找到世间名士为自己下一段评语以求增大名气及影响而求出世做官，这表明了曹操作为氏族官僚中的一员是得到当时名士的的认可的，考虑到汉末名士的社会影响力应该说其作为氏族官僚的一员在汉王朝士人那里是认可的。

曹操与袁绍的军阀萌芽之路十分类似，曹操同样也是通过世代恩荫而获得军事权力，与地方行政之权并在个人能力的作用之下成长为军阀。关于曹操成长为军阀的过程前人已有广泛的研究，在此便不再详细赘述。但其中有几个关键问题笔者有一点看法想在此阐述。曹操对于汉末的局势是有准确判断的，“夫废立之事，天下之至不祥也。”

曹操明确认为虽然朝政腐败且桓灵帝非有仁君之相，但妄兴废立之事会招来杀身之祸，此处关键在于“不详”二字，可以看出曹操反对废立的理由并不是向袁绍那般认为不得僭越人臣之礼，而是多了几分实用主义的色彩，认为这样做会招来麻烦。而其实用主义还体现在另一问题上，那就是用人。南阳许攸是极力赞成废灵帝之事的，“谋废灵帝，立合肥侯，以告太祖，太祖拒之。”

在这一问题上与曹操还发生了矛盾，但当许攸投奔曹操之时曹操依然对其重用，考虑到许攸的名声并不好，“许子远凶淫之人，性行不纯。”，可见曹操的军阀萌芽之路有相当的实用主义色彩。中央门阀势力出身的军阀其特点是：父辈或本人是东汉政权中具有实力的人物，这种家族影响力成为了其崛起的优势资源。这类军阀往往个人魅力力较大，且拥有强大的实力。在萌芽阶段曹操比袁绍就拥有更高的政治智慧。

值得一提的是，曹操后来作为军阀在逐鹿中原的过程中比袁绍更加成功，其优势在军阀萌芽阶段就已经体现出来，这主要体现为其政治上的智慧。袁绍在恪守臣礼这一问题上未能如曹操一般善始善终，“袁绍与韩馥谋立幽州牧刘虞为帝，太祖拒之。”可见袁绍自身也妄图废立之事，考虑到当时反董卓进入僵持状态的背景，很有可能袁绍对反董卓一事的前景并不看好，又不想因董卓挟持汉帝使其在政治上形成被动，从而出此策略。但这一提议遭到了曹操的反对。

可见曹操对于当时的政治形势的判断十分准确，首先表达了对于反董卓的信心，其次表达了另立新君会产生社会混乱的担忧，并表示自己不立新君并坚决反董卓的决心。这在政治上明显高于袁绍一筹，曹操在反董卓的策略上体现了更高的政治智慧，明确讲到了道义所产生的力量，“远近莫不响应”则很好的体现了曹操认为政治正确是存在足够力量打垮董卓势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