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惘的一代代表作家 迷惘的一代形成的原因

迷惘的一代，又称迷失的一代、失落的一代，外文名英语：Lost Generation，指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成年的一代人。他们共同表现出的是对美国社会发展的一种失望和不满。

简介

迷惘的一代(The Lost Generation)，又称迷失的一代，是美国文学评论家格特鲁德·斯坦因提出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出现的美国一类作家的总称。他们共同表现出的是对美国社会发展的一种失望和不满。他们之所以迷惘，是因为这一代人的传统价值观念完全不再适合战后的世界，而他们又找不到新的生活准则。他们认为，只有现实才是真理，可现实是残酷的。于是他们只能按照自己的本能和感官行事，竭力反叛以前的理想和价值观，用叛逆思想和行为来表达他们对现实的不满。

来源

关于“迷惘的一代”的来源，海明威在他的散文中提到过。当时格特鲁德·斯坦因使用的T型福特轿车的发火装置出了故障，车行里那位战争(一战)最后一年当过兵的小伙子在修理斯坦的旧车时技术不熟练，而且工作态度也不够认真，斯坦提出抗议后，车行老板狠狠地批评了他。这位老板对他说：“你们都是迷惘的一代。”

于是斯坦因之后就对海明威说：“你们就是这样的人。你们全是这样的人，你们所有在战争中当过兵的人。你们都是迷惘的一代……你们不尊重一切，你们醉生梦死……别和我争辩，你们就是迷惘的一代，与车行老板说的一模一样。”

后来，海明威把这句话作为他第一部长篇小说《太阳照常升起》的题词，“迷惘的一代”从此成为这批虽无纲领和组织但有相同的创作倾向的作家的称谓。所谓“迷惘”，是指他们共有的彷徨和失望情绪。“迷惘的一代”尽管是一个短暂的潮流，但它在美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是确定了的。

　　迷惘的一代

代表作家

欧内斯特·米勒尔·海明威

欧内斯特·米勒尔·海明威(Ernest Miller Hemingway，1899年7月21日-1961年7月2日)，美国作家和战地记者，被认为是20世纪最著名的小说家之一。是美国“迷惘的一代”作家中的代表人物，作品中对人生、世界、社会都表现出了迷茫和彷徨。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被授予银制勇敢勋章，1954年因为“他精通于叙事艺术，突出地表现在其近著《老人与海》之中;同时也因为他对当代文体风格之影响”获诺贝尔文学奖，代表作品有《老人与海》《乞力马扎罗的雪》。作品主题集中在对战争的反对和对“硬汉”精神的倡导。

　　“迷惘的一代”的代表作家：海明威

弗朗西斯·斯科特·基·菲茨杰拉德

弗朗西斯·斯科特·基·菲茨杰拉德(Francis Scott Key Fitzgerald，1896年9月24日-1940年12月21日)，二十世纪美国最杰出作家之一。1925年《了不起的盖茨比》问世，奠定了他在现代美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成了20年代“爵士时代”的发言人和“迷惘的一代”的代表作家之一。代表作品有《了不起的盖茨比》《夜色温柔》。作品主题集中在“美国梦”及其幻灭，展示大萧条时期美国上层社会“荒原时代”的精神面貌。

马尔科姆·考利

马尔科姆·考利(Malcolm Cowley，1898-1989年)，美国评论家、诗人、编辑。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他旅居法国，成为“迷惘的一代”的一员。他一生都致力于文学事业，尤其是他在20世纪20年代参与“迷惘的一代”的活动，备受学界关注。1934年，他发表《流放者归来》，谈论了那个时期的经历。考利也是一个关心社会并积极参与的人，然而即使他积极参与，但是并不清楚美国社会的发展方向，因此导致他在政治立场和观点上左右摇摆。因此，不像海明威对这个称号嗤之以鼻，考利自己将自己称为“迷惘的一代”，并且详细地分析了这一现象。

约翰·多斯·帕索斯

约翰·多斯·帕索斯(John Dos Passos，1896-1970)，小说家。代表作品是《美国》三部曲。作品早期集中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并带有一定的左翼思想。后来的作品大多宣扬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对美共和苏共多所指责。和考利一样，帕索斯也是一个在立场上摇摆不定的人，对美国社会未来感到担忧又不知如何解决，找不到确定的方向。这使他也加入了“迷惘的一代”的阵容。

背景

“迷惘的一代”的作家诞生原因和他们的观点与美国的本土文化是密不可分的，这一切都要追溯到美国这个国家及其精神：“美国精神(美国梦)”的建立。

18世纪中后期英国的北美殖民地的反抗长达15个月，1776年7月4日，这些殖民地的代表召开了大陆会议通过了令当时的“美国人”一听到便会心潮澎湃的《独立宣言》。《独立宣言》中声称：“We hold these truths to be self-evident,that 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that they are endowed by their Creator with certain unalienable Rights,that among these are Life,Liberty,and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独立宣言》对美国当地殖民者的反抗(尤其是士兵)起到了很强的鼓舞作用。这句话也可以被认为是美国精神的雏形，虽然美国独立战争的胜利并不是殖民者孤军奋战取得的，但是当时美国人的决心与勇气确实远远超出英国人想象。

在欧洲人到达美洲之前，美国的原住民是印第安人，多数人类学家相信他们是穿过了远古时代连接美洲大陆和亚洲大陆的白令陆桥而来的。在17世纪左右，欧洲人开始在美洲定居，主要的起源点在詹姆斯敦和普利茅斯。在这些地方的人的身上也可以看到今天美国精神的影子——这些人有的是追求宗教自由的清教徒，有的则希望在这片未知的充满可能性的新大陆上追求全新的生活，有的则希望看看能否发家致富。

简言之，美国人是由一群不懈寻求希望的人组成。美国历史上不存在封建制度，大多数美国人都信仰自由主义。正是对自由、平等的梦想把欧洲人吸引到美国来的。他们是来寻求希望的。自然环境带来的困难没有打垮美国人的精神，反而坚定了他们追求自由的决心。这些人在经历了一段相当困难的时期后渐渐开始征服荒野，走向繁荣，建立了13个早期殖民地，并在经济上引起了英国王室的重视。独立战争以后，一批庞大而并不情愿的西非黑人作为奴隶移民到美国，这些奴隶在美国的经济繁荣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也是南北战争的导火索。在美国，南方的经济主要依靠农业来维持，美国的“白色黄金”——棉花，是当时占主导地位的作物，产量最高时可达世界总产量的三分之二，然而种植、收成棉花却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这些劳动多数就是由美国黑奴来完成的。因此，美国南方的农业经济对奴隶具有高度的依赖性，也是为什么美国在多数欧洲国家废除奴隶制后依然

保持奴隶制的原因。美国作家威廉·福克纳非常细致地描绘了这一时期南方社会的状况，并对奴隶制社会进行了严肃的批判。正如福克纳一样，美国北方对南方的奴隶制是难以容忍的，反奴隶制的呼声也越来越响，类似“地下铁路组织”的网络也随之出现。南方的农业社会和北方的工业社会本身无形中就已经将国家一分为二，因此，包括出于对亚伯拉罕·林肯总统的不信任，在林肯总统就职前后美国南方的7个州宣布独立，直接引起了南北战争的爆发。起先以维持美国领土完整为目的的南北战争后来渐渐地演变成了以废除奴隶制，建立自由、民主社会为目的的革命战争，但这也是美国历史上最血腥、最残酷的战争，战争造成了约75万士兵死亡，大概占当时美国人口的百分之二，同时，南北战争也是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第一次大规模的战争，因此也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南北战争随南方军队领袖罗伯特·李签署投降书而结束。重建时期，联邦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给予黑人公民权，第十五条给予黑人投票权，并实行了一系列保护政策，而实际上，种族问题依然没有间断。另外，美国历史上还有著名的西进运动。在这些事件中，无论是独立战争还是南北战争，都包含了美国人希望通过自己的不懈奋斗去追求美好生活的努力和愿望，在美国人看来，这就是他们的美国精神。

从南北战争结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这半个世纪中，美国经历了一个无论就深度还是就广度而言都前所未有的工业化进程。这一进程从根本上改变了美国社会的面貌：它已经真正成为了一个工业发达的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新兴巨头。

20世纪初，美国国内掀起一股进步主义热潮，进步主义者相信只有在有秩序的社会中，美国才能有希望找到政治合作并为美国公司供过于求的产品和资本提供长期市场。进步主义是美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局部调整。进步主义思想对美国乃至世界都有广泛影响，塑造了美国近代的政治经济体制。其中的一些思想在罗斯福新政中亦有所体现。因此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采取的政策与进步主义脱不开干系，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在1917年4月向参议院发表演讲时宣布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为人道而非为单纯的征服而战。总统及其支持者为美国介入战争辩护的理由是德国支持的是反抗，即极端的政治保守主义，而美国及其盟国是为自由主义而战。进步主义者确信美国的胜利将在世界范围维护美国的民主牌号。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迷惘的一代”作家继承了美国精神的精髓，对现实是抱有幻想的、头脑里充满了理想主义的。这些二十左右岁的青年人怀着梦想，为了“捍卫世界民主”，带着十字军东征的情绪争先恐后的加入了战争。比如海明威就听从了政府的诱导，在年仅19岁就加入了救护队任汽车驾驶员，开赴意大利前线。有一次，奥地利军迫击炮在他身边爆炸，身旁的两名士兵被炸死，海明威身负重伤。意大利政府为表彰他的英勇事迹，授予他两枚勋章。起初，他对自己的负伤充满了光荣和自豪，“这是为一桩大事业而受伤。这场战争没有英雄人物，我们都愿意献出我们的身躯……我的身躯被选中，我觉得骄傲和高兴……”在美国精神的支撑下，“迷惘的一代”作家在其作品中也体现了美国人对自由和幸福的追求。这集中体现在对金钱财富的追求和对永恒的青春和美的追求，后者“即富于幻想的美国人对幸福的追求、精神需求的追求。”但是战后签署的《凡尔赛和约》让他们发现所有这一切只不过是历史对他们的玩弄。一战结束后，这批年轻人离开了战场，在反思这场战争的同时，开始寻找能够重新指引他们生活的思想和文化。他们中的很多人来到了巴黎，企图在欧洲文化中心能够找到他们心中的答案，其中就包括后来的海明威等人。

《凡尔赛和约》是一战结束以后对于德国方面的不平等条约。《凡尔赛和约》序言宣布，以“巩固公正及永久之和平”代替交战状态。全约包括15章440条，第一章为国际联盟盟约，其余各章主要涉及领土割让、军备限制和赔款

三个问题。总的来说，《凡尔赛和约》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关于建立国际联盟以防止战争;另一部分是对德国的全面限制，防止德国重新发动战争。实际上，《凡尔赛和约》是英法等战胜国对德国的压榨，英法等国在战胜以后，一直是想从战败国身上得到大量的战争赔款，并没有过多地考虑战败国国家人民的感受，使这些战败国不能够很好地融入到国际社会。面对这样的制裁，德国是很难接受的，始终想重新回到一流国家行列，并对英法充满仇恨。首先，在《凡尔赛和约》中法德矛盾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其次，《凡尔赛和约》在领土划分时没有考虑德国人的意愿，而是强行把众多的德国人分割出去，这深深地刺痛了德国人民的情感，也为德国日后发动战争提供了借口。关于领土变迁，德国原希望一切通过民族自决。实际情况却是德国的大块领土没有经过公民投票，也不顾居民的实际情况便被分割出去，“特别是把但泽和东普鲁士同德国主体分割开来一事，引起了怀恨在心的德国人的不满”。再者，《凡尔赛和约》最终把发动战争的全部责任完全推到德国身上，这是迫使德国承担赔款义务的“道义根据”。但是，德国人民是不同意把责任全部推到德国身上的，是不能接受这种罪责的。这些在“迷惘的一代”看来是不人道的，有悖于他们参加战争初衷，有悖于他们所理解的美国精神。并且事实上，这个和约也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埋下了隐患。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社会出现了短暂的繁荣时期，称为“柯立芝繁荣”。在这一段时期，由于欧洲刚刚经历一战，经济发展陷入停滞。便于美国经济势力向外扩张。美国国内通过技术革新，固定资本革新和企业生产及管理的合理化，生产和资本的集中程度空前加速，经济发展迅速。然而，发展起来的不仅仅是经济，还有令老一辈人费解的事物：爵士乐、飙车、出国留学，许多与传统观念格格不入的社会现象开始出现。许多美国青年去欧洲参战，打开了眼界，特别欣赏法国人的潇洒而浪漫的情调。许多青年男女刻意模仿，形成新的流行时尚;男青年穿着熊皮茄克，背着旅行水壶;女青年烫了头发，穿着超短裙，行动和衣着不受传统的约束。美国人之间的隔阂消失了，人们相互交往增加了，新的传媒出现了，大家可以随时联系和交谈。欧洲的新风尚席卷了美国。巴黎人可以随意喝酒，美国1919年通过禁酒令第18条修正案，但是年轻人根本不理睬，白酒销量剧增，鸡尾酒会开得更豪爽。美国进入了一个追求物质、容易挣钱的新时代。

1929年赫伯特·胡佛作为声望卓著的博爱主义者入主白宫。胡佛几乎是美国最荣耀地接掌政权并且最丢脸地下台的一任总统。1920年，胡佛曾表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无限信心。他在《美国的个人主义》中断言，通过提倡机会均等，美国的制度将使“才能、品格和智慧畅通无阻地发挥”。而实际上，这个时期美国高度繁荣的背后存在着巨大的泡沫。以英格兰银行调高利率为诱因，触发了纽约股市的动荡和最终崩溃。纽约股市的崩溃引起美国各个经济环节的连锁反应，甚至波及欧洲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胡佛的“自力更生”、“放任自由”的经济政策不但没有挽救美国，反而使美国进一步陷入了巨大的经济漩涡。从1929年到1933年，美国国民总产值由1040亿美元降至740亿美元，国民收入由880亿降至400亿。1930年1350家银行破产，1931年有2290家银行破产，1932年有1453家银行破产。一战后的美国社会的大萧条进一步促进了“迷惘的一代”的确立。

　　赫伯特·胡佛

文学特点

“迷惘的一代”小说所植根的时代具有两大特征：一度的美国资本主义经济繁荣和美国国民的精神空虚与道德堕落。当然，以欧内斯特·海明威、斯科特·菲茨杰拉德、约翰·多斯·帕索斯、托马斯·沃尔夫等为代表的美国作家虽然都称作“迷惘的一代”，却并没有彻底消沉下去。他们虽流落他乡，但仍自愿回国;他们虽抨击市侩作风，但仍热爱祖国。正是他们在这一过程中为美国奉献了文学史上最有生气、最激动人心的作品。“迷惘的一代”作家在艺术形式上借鉴了欧洲尤其是法国的现代主义手法，在思想意识上受到欧洲存在主义等哲学思潮的影响，同时继承了马克·吐温、惠特曼和豪威尔斯的民主主义传统和美国人独有的探索精神，拓展了小说创作题材的范围，对小说的语言与形式进行各种大胆创新与实验，形成了独特的风格，表现出一种“现代派的现实主义”精神，其作品对现代主义文学的发展具有一定的积极影响，是美国文学的“第二次繁荣”。

“迷惘的一代”小说是20世纪20年代美国现代主义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尽管海明威、菲茨杰拉德、帕索斯的长篇小说不像乔伊斯等作家的意识流小说那样在形式和技巧上进行彻底的革新，也不像他们的作品那样一味潜入人的意识领域。不遗余力地描绘连绵不绝的感性生活，但他们的小说至少在以下两个方面体现了现代主义的基本特征。首先，“迷惘的一代”小说充分反映了创作题材的现代性。它同意识流小说一样旨在揭示现代经验，即战后弥漫于西方世界的异化感、孤独感和绝望心理，并深刻反映现代人的道德困境与“性格认同危机”。这与20世纪初贝内特和高尔斯华绥的现实主义小说所关注的焦点和表现的题材截然不同。其次，“迷惘的一代”小说在作品形式和创作技巧上同样显示了现代主义的艺术特征。正如劳伦斯的小说与乔伊斯的作品存在着明显的区别一样，“迷惘的一代”小说也具有其独特的艺术风格。不过，它同时也体现了美国现代主义小说所具有的某些共同特征。在作品的叙述形式上往往摈弃通晓一切的全知叙述，而经常采用像《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的尼克那样有限的、不可靠的甚至自相矛盾的叙述角色。不少作品在结构上打破了时间顺序，巧妙地采用隐喻、意象和象征的手段表现主题，并通常以含混的、“开放性”的方式结尾，这与其他现代主义小说有着惊人相似之处。显然，“迷惘的一代”作家与同时代的其他现代主义作家被某种具有亲缘关系的艺术共性联系在一起，使他们表现出与当时的现实主义小说家截然不同的艺术倾向。

在写作手法上，“迷惘的一代”小说摈弃现实主义小说以塑造人物性格为核心、以情节为主体的结构框架，以及开头—发展—高潮—结局的传统套路，而是以非连续性结构、碎片式描写和高度实验的语言表达为基本特征，以象征与传统的决裂，突破传统现实主义小说正常的时间和空间结构，从根本上否定事件发展的连贯性和线性因果关系。不连贯与非逻辑时序能够表现出连续讲故事方式所达不到的效果。在《美国》三部曲中，作者帕索斯集中描写的12个人物没有一个是贯穿始终的主人公，他们各自活动;故事独立成章，间或有些情节上的交叉联系。“迷惘的一代”小说在写作手法上另一个特点是没有以往常有的解释、评论和总结，有的是种种能调动读者视觉、听觉、触觉的意象和细节的堆砌。它经常留出许多空白让读者去填补，因此使阅读更具挑战性和新鲜感。

从“迷惘的一代”小说中可以看到作家同作品之间有着更直接的联系，海明威和菲茨杰拉德的作品都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作家自己的生活和思想，带有明显的自传性倾向。与19世纪现实主义小说不同的是，“迷惘的一代”小说不再把反映和摹写外部世界的现实作为自己的任务，而转向了对人的主观世界或精神状态的探索与挖掘。然而尽管他们反映的是主观，却极力用客观的形式去表达。小说的叙述者也不再无所不知，而往往是故事的主要人物，如《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的尼克·凯洛威、《太阳照样升起》中的杰克·巴恩斯等。

“迷惘的一代”小说对传统小说的挑战还表现在对“人”的诠释上。小说注重揭示人性的丑恶面，阐述人物的“非英雄化”本质，以及人内心世界的卑微、混乱、无聊与荒谬。呈现出畸形物质世界里具有病态心理人群的生活画面，或是走向病态心理的人。《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的人物几乎都是病态的，他们浑浑噩噩，虽生犹死，无所适从。作者塑造这些人物旨在从根本上打破传统的秩序，推翻传统的信仰。《太阳照样升起》深刻地揭示了战后移居欧洲的美国青年极其严重的异化感和幻灭感，使广大读者首次目睹了美国现代主义小说中像杰克这样的典型的反英雄人物，标志着美国小说创作的一个重大转折。

　　“迷惘的一代”的代表作：《了不起的盖茨比》

“迷惘的一代”的创作还存在语言上的简约主义和口语化倾向。“迷惘的一代”在战争期间深受战争宣传的欺骗之苦，对所有崇高的字眼都弃之如敝屣：“什么神圣、光荣、牺牲这些空泛的字眼儿，我一听就害臊……我可没见到什么神圣的东西，光荣的东西也没有什么光荣，至于牺牲，那就像芝加哥的屠宰场，不同的是肉拿来埋掉罢了。”所以他们在文学创作时推崇文字上的简约主义。海明威更是把这种简约风格推到了极致。他采用电报式的语言，通过简约的对话和细节，用含蓄的、间接的手法暗示人物内心的戏剧性变化，而不是像传统的作法那样通过描述来铺陈人物内心。结尾也常常是戛然而止，绝不拖泥带水，也不煽情作秀，即所谓的“零度结尾”，反而赋予了作品更为震撼人心的力量。海明威因为精通叙事艺术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的“冰山原则”就是他现代叙事艺术的集中体现，作家只写露在水面上的八分之一，其余的八分之七仅通过暗示留给读者去补白。这种创作原则极大地影响了他同时代及后辈作家的创作倾向。口语化成为一代人散文风格的普遍特色。埃德蒙·威尔逊甚至在他的文学评论中也摒弃学究字眼，选用口语词汇。亨利·米勒在《北回归线》(1934)中把这种倾向推到极端，成为用粗鄙的语言来表现道德冷漠和感觉精微的迷惘特征，结果被萧伯纳骂作是“为下流而下流”(dirt for dirt’s sake)，难登大雅之堂。

“迷惘的一代”创作的另一个特点是形式上勇于创新。二十世纪初的美国文坛正是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和现代主义交汇的时期。这些青年作家们融合了战后对传统的反叛精神，吸收了各流派的艺术成就，并各自创造出自己的风格特色：菲茨杰拉德浪漫精巧、海明威朴素遒劲、多斯·帕索斯宏观大气。在法国的流放生涯让他们充分养成了对形式实验和福楼拜的兴趣。他们学习福楼拜客观冷静、无动于衷的叙述态度，学他的作者隐退的叙述技巧，学他的简练风格和反复修改的写作精神。他们感到传统的文学叙述手法已无法表达现代工业社会的种种特征，于是转向意识流、象征、电影的“蒙太奇”，有限人物视角、多重视角等创作手法。多斯·帕索斯是形式试验的大师，他在小说领域中开拓性的技巧试验也许比他小说本身的价值更令人瞩目。他第一部令人难忘的试验小说《曼哈顿中转站》(1925)交叉运用了印象主义、表现主义、蒙太奇和新闻报道等多种艺术手法。各种社会镜头和生活画面杂相交错，水和火的隐喻表达了战后西方世界的荒原意识，充分体现了多斯·帕索斯的实验精神。此后，多斯·帕索斯在其恢弘巨著《美国三部曲》(1937)中，在小说常规叙述之外穿插了“新闻短片”、“摄影机眼”和“人物小传”等，来揭示了二十世纪前三十年美国社会的动荡与变迁。这种以美国社会为主角而不是以个别人物为主角的文献新闻手法在美国文学史上留下了独特的印记，对诸如诺曼·梅勒，道格多罗等后继作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为1960年代新闻报道的兴起提供了历史的源流和借鉴。同时，后现代非虚构小说也能从他的寓非小说于小说之中的试验获取灵感。虽然现在看来，多斯·帕索斯的文学试验多少有些机械、呆板，“摄影机眼”的语言晦涩，“新闻短片”已经成为湮没的历史，让现代读者难以理解，但他试图用现实的新闻材料与小说叙述部分相平行，从而给小说创造一种时代气氛的尝试却是他的成功之处。相比之下，海明威保留了较多的现实主义因素，他的小说还常能清晰地分出开头、高潮和结尾。但形式上的实验还是显而易见的，除了电报式对话的独创外，他突破了福楼拜的人物内部聚焦常为第三人称的局限，改用第一人称的内聚焦，更缩短了人物与读者之间的心理距离。在其主要作品中他也试验了意识流、内心独白、闪回等多种叙述技巧。福克纳则是大刀阔斧的运作意识流，在这方面的彻底性远远超过海明威。他在诸多的作品中尝试多角度叙述方法和意识流，以及“神话模式”，即有意识地使他讲述的故事与神话故事平行展开，从而创造了一个让人流连忘返的约克纳帕塔法世系。诗人肯明斯突破传统标点符号、大小写、句法的束缚，创造了成为肯明斯标记的小写的第一人称单数“I”，展示了语言更本质的活力。此外他在诗歌的排字法上标新立异，如把“一叶落下/孤独”竖排成数字1的形状，更突出了孤零零的孤独意象，使诗歌同时具有绘画般的视觉冲击力。被誉为“迷惘的一代”最后一位天才的韦斯特更是以形式实验著称，在叙事技巧上非常前卫、激进。他在《鲍尔索·斯奈尔的梦幻生活》(1931)和《孤心小姐》(1933)中借由理性控制的梦境来讲述存在的寓言和充斥现实梦境的荒诞意象，在创作意识和写作技巧方面直接影响了后起的美国作家如卡森·麦卡勒斯，奥康纳，霍克斯和塞林格等人。

另外，一战后的美国文学多采用象征主义来表达幻灭感。如《永别了，武器》中的雨代表的就是厄运，常与死亡相伴。当凯瑟琳告诉亨利：“我害怕雨，因为有时我看见自己死在雨中。”我们可以感受到那种厄运的阴森。所以，最后小说以雨作为结尾时，读者已经意识到了凯瑟琳的死亡。再如，《太阳照常升起》中的罗伯特·科恩在失恋后去找人决斗，以求一死。科恩所代表的就是理想的磨灭和传统道德信念的破碎。